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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ing Davids for the 21st Century: From Discipleship to Leadership

It is time to discover an old truth in a new way.

The story of how Michelangelo formed David out of flawed marble is a beautiful picture of how God forms leaders out of flawed lives. What is your story? Are you aware of how God is forming you? More importantly, are you engaged with Him as He is forming you even now? Forming Davids for the 21st Century is intended to involve you even more fully in the leader formation process.

The opening paragraph in each chapter of this study guide will introduce the main ideas covered in the corresponding video segment. Then as you watch the video, jot down notes in the spaces provided. After each episode, use your notes and the questions provided to reflect further on how the thoughts from the video apply to your life. Though this series will certainly be beneficial if you complete it by yourself, we highly recommend going through it in a small group setting. There is incomparable worth in being transparent with others in the leader formation pilgrimage.

May God bless you as you become more aware and engaged in the story of God’s formation of you as His leader for the 21st Century.

This week on facebook/bible.org: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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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獅子和羔羊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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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常以獅子和羔羊的特性作為隱喻,形成強烈的對比。獅子以其力氣和兇猛聞名,羔羊卻是一種溫馴和依賴的動物。聖經很多時描述牠們與人及神的工作相關;這篇專論文正是研究聖經中的經文,如何以這兩個隱喻描繪神及基督的工作,並當中帶來的果效。

有關獅子的隱喻

古代近東的獅子形象

獅子顯著的特性,令古代近東和非洲一帶的人民特別感興趣。1 獅子因氣力強大及勇猛,亞述君王尤其喜歡捕獵。2 有被些捕的獅子被關起來(但六7),3「把獅子關起來,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碑銘和亞述君王的浮雕都可找到證據。他們讓獅子走出籠子,並加以追捕。」 4 亞述王 Ashurnasipal 二世(約公元前883至859年)在 Nimrud 養殖獅子,而在埃及 Ramses 二世(約公元前1290年至1224年),據推測也曾帶同寵愛的獅子上戰場。5

有代表性的獅子雕像,在一些重要的公共場所均可找到。6 城門就特別適合於這種擺設。巴比倫尼布甲尼撒二世,在著名的Ishtar城門所擺設的獅像,尤其值得注意。7 在獅像前有一條遊行路線,「以琺瑯彩磚獅像作為裝飾」。 8 此外,Shalmaneser三世征服Til Barsip後,把 「兩隻強大、刻有戰爭記錄的玄武岩獅子」放在該城南門。9

寺廟、王宮和王座,也會採用獅子的形象和雕塑作裝飾。10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 Tiglath Pileser三世在Kalhu王宮的入口處,擺設「獅子和公牛巨像,其外形造得極奇巧妙、滿有權威,令人感到驚訝。」11 國王顯然被獅子的威儀所吸引,常描述自己擁有獅子般的素質。因此亞述王 Adad Nirari 二世(公元前911至891年)宣布:「我強大、我是最強大的!我是英明的、我像獅子般勇敢!我是果斷的、我是至高的、我是高貴的!」 12 同樣 Assur-nasir-pal 二世(公元前883至859年)大膽地宣稱,「我是獅子,我是勇敢的!我 Assur-nsir-pal,大能的王、亞述的王,為罪惡所揀選,為 Anu 最喜歡的,為 Adad 所喜愛的,在眾神中顯出大能。我是攻擊敵人無情的武器!」13 赫人君王 Hattusilis 一世同樣對他的兒子及繼承人Muršiliš 說:「你要敬拜牠。 ……在獅子的地方,[神只會建立](另一)獅子。」14 連神明也不時與獅子比較。因此,埃及神衹 Amun-Re 被描繪成為獅子,他「愛牠所擁有的!」 15 迦南死亡之神 Mot,被描繪成為擁有「獅子咽喉」 的貪婪野獸。16

舊約中有關獅子的記述

古代近東有關獅子勇猛力強的描述,同樣見於舊約。希伯來文中一些和獅子有關的用語,往往將人甚至整個國家描繪成具有獅子的特質,特別是勇士和君王。將人描繪成獅子般,可以是負面或正面的表達。例如把邪惡的人與獅子掠食、及將食物撕裂後的吼叫相比。大衛向神祈禱,求從罪惡的人中得釋放時說:從追趕我的人中釋放我!拯救我!恐怕他們像獅子撕裂我,甚至撕碎,無人搭救,沒有人能救我(詩七1~2;十七9~12)17

從詩篇22篇可以看見大衛在最痛苦的情況下所想及的,他將敵人比作抓撕吼叫的獅子(二十二13)。他向主祈禱求拯救、脫離獅子的口(21節)。詩的第二部分表達了詩人落在敵人手中的痛苦(11~21節),獅子的比喻是一個明顯的核心。在16節(希伯本文聖經17節)傳統翻譯是:他們扎了我的手和腳。這段文字不僅出現在七十士譯本和拉丁文聖經,也出現在Nahal Hever所發現的古卷軸詩篇。18 不過《馬索拉文本》原是:「像一隻獅子,我的手和腳。」19 希伯來文的原意,也許是藉比喻加強了13和21節的果效:詩人強烈感到他是被一群張開大口的、貪婪的獅子所包圍,隨時會被吞噬。

邪惡的領袖也可以比作獅子。巴比倫、亞述王,以及埃及的法老,均被描述為邪惡與貪婪的獅子,他們喜愛撕裂別的民族和打散列國(耶五十17;結三十二2)。作為神子民的領袖,也可以說如同獅子般掠奪人民。其中的先知同謀背叛,如咆哮的獅子抓撕掠物。他們吞滅人民,搶奪財寶,使這地多有寡婦(結二十二2) 。 領袖和人民聯合起來,能使一個城市變成獅子般,先知那鴻認為這就是尼尼微(鴻二11~12)。事實上,尼尼微整個國家被描繪成咆哮的獅子、抓撕掠物(賽五26~30;耶四7;五6;五十17)20

但獅子的比喻,有時也用於正面的處境。正義的人會被認為膽壯像獅子,甚至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 箴二十八1)。獅子的力量和勇氣,成了有膽量的人的比喻:勇敢的迦得人投奔大衛,被描述為「兇猛像獅子」(代上十二8);勇敢的大衛報告說,作為一個年輕人,他擁有像獅子般的勇氣,因為他曾打死獅子(撒上十七36)。21 但有點奇怪的是戶篩曾提醒押沙龍,他的父親大衛具有不尋常的實力和勇武。因此,若大衛和他的勇士攻擊押沙龍的民時,效果會如同一場屠殺,就是押沙龍最勇敢的士兵,雖然有人膽大如獅子,他的心也必消化(撒下十七10)凡此種種關乎勇力的描繪,都與獅子並列。

獅子的形象也用在其他處境,如古代近東的王宮,而所羅門王的寶座為獅子雕塑所圍繞,進一步強調他的權力和王室的地位(王上十19~20)。同樣,所羅門的殿刻有獅子的特色,也許都象徵神的威嚴和權力。神在地上的家就是殿宇(王上七12、29、51; 對照結八16)。

下文將進一步探討以獅子作為隱喻,來帶出人及神的工作。

舊約作者描繪人和耶和華的工作,會用獅子來作比喻。這隱喻對以色列人是非常熟悉的。將神比作獅子,在審判的情境猶為明顯。當約伯感到神對他作出無情的苦害,曾一度抱怨:「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獅子,又在我身上顯出奇能。」(伯十16)。因此,他懇求神的憐憫和減輕他的苦楚,以便他在餘下的時間可以稍得暢快(2~22節) 。

希西家患病期間,同樣抱怨神無情地擊打他的身體。Oswalt 將他們的痛苦用圖象來描繪:「作者說他徹夜呻吟求幫助,但在早晨,『獅子』仍然用牠強而有力的口去擊碎他的骨頭。」(參伯三23~26)到傍晚時,似乎沒有希望。22 「然而,希西家明白他的病是為他的好處著想:哪,我受大苦,本為使我得平安;你救我脫離敗壞的坑,因為你將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後。」(賽三十八17)而耶利米哀歌的作者,面對墮落的耶路撒冷民眾講話時,向神表達了他的悲哀和痛苦,向我如熊埋伏,如獅子在隱密處。(哀三10)。一方面,對於神的審判,耶利米表達他自己過去在同胞手中的深情經歷(參14節)。另一方面,作為神所設立的先知,他希望他的聽眾了解,神仍對祂的子民守約:

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哀三22~24)

耶利米作為耶路撒冷公民的代表,他感嘆神對這城市的審判;他指出一個事實,就是不僅個人,甚至城市和整個國家,都會受益於神如同獅子般的審判。在長篇的宣講上(耶二十五),耶利米預言神即將展開祂的審判,從耶路撒冷開始(29節),並延伸到整個國家;耶和華必從高天吼叫,從聖所發聲,像攻擊的獅子(30節)。審判將從這國發到那國(32節),與及地上一切的居民(30節)。因為神離了隱密處像獅子一樣,他們的地,因列國凶猛的欺壓,又因主猛烈的怒氣都成為荒蕪的。(38節)耶利米在其他地方也借用獅子的比喻,如宣布列國與及城市如以東(耶四十九19)和巴比倫(耶五十44)的審判。較早前,阿摩司也宣稱耶和華是一隻獅子,從耶路撒冷吼叫;祂不僅審判猶大和以色列罪孽深重的人(摩二4~5)(二6~16),也審判以色列的鄰國(一3~二3)

約珥有關末世的預測(主的日子)也值得留意:耶和華從錫安吼叫,從耶路撒冷發聲,天地就震動。耶和華卻要作他百姓的避難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珥三16)在那日,「由於列國已經自傲地對神的子民咆哮(賽五25~30),神將為回歸的餘民之利益,好像獅子掠食咆哮。」 23 約珥的預言表明,將神比作咆哮的獅子不是獨有的、單一的審判。

獅子多種用法的隱喻,也出現於約翰的天啟文學。雖然獅子的形象在啟示錄中並未廣泛出現,但其效用也很重要。啟示錄四章7節與天上寶座連繫的四活物,其中之一被認為 「像一隻獅子」,這些天上的活物與拉弗和基路伯(賽六1~3;結十14)十分相似。獅子的比喻,卻與神審判的預言及第五號的響聲相連。吹號後有災害性的蝗蟲,其牙齒像獅子的牙齒(啟九8),當第六號響起後,天使釋放馬軍帶來另一災害,馬的頭好像獅子頭,有火、有煙、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出來……殺了人的三分之一(啟九17~18)。在啟示錄十章3節另一天使被形容為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吼叫,這比喻無疑是強調天使的聲音和力量。 「七雷」的響聲,暗喻天使的聲音另一種可怕的效果,預示著進一步的審判。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何西阿先知的神諭。何西阿警告以色列和猶大將要來的審判,是由於其不忠和膜拜異邦神祇(何十三7~8)。主透過何西阿宣稱:我必向以法蓮如獅子,向猶大家如少壯獅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奪去,無人搭救。(何五14)兩國將因此被擊敗,人民將被擄。然而在另一神諭,何西阿書揭示了主對其子民慈悲的心懷,在於將來祂會寬恕及使悔改的民歸回。他必如獅子吼叫,子民必跟隨他。他一吼叫,他們就從西方急速而來。( 何十一10) 「由於歌篾/以色列將回應丈夫更新忠誠的婚盟(何西阿/耶和華;二19~20),所以未來的以色列民會以虔誠、信任和愛回應神。基於對何西阿/耶和華的忠誠與及跟他們持久的關係,歌篾/以色列將經歷更新的祝福。而神的子民亦因之將在應許地經歷失去已久的、約的祝福。」24

在以色列民出埃及和進入應許地的歷史中,受僱的先知巴蘭宣布神子民的力量就像一隻有力的獅子和母獅,是不可抗拒的(民二十三24,對照民二十四19)。而在一個更寬闊的場景下,以賽亞預言以色列的神會像獅子般保護他的人民,特別是耶路撒冷;祂的子民將戰勝他們的敵人(賽三十一4~5)。彌迦也預雅各餘剩的人必在多國多民中,如林間百獸中的獅子,又如少壯獅子在羊群中。他若經過就必踐踏撕裂,無人搭救。你的手舉起,高過敵人!願你的仇敵都被剪除!(彌五8~9)正如Barker指出,「就像一隻獅子抓傷和撕裂綿羊和其他動物,以色列也將克服所有的敵人……。沒有人能抵擋她。彌賽亞的國度,必須戰勝所有敵人。25 由此種種,我們看到比喻是與神的權威、能力和審判聯合。」

被拯救的餘民最終將返回應許地,以色列將享有一段非常和平和繁榮的日子。在那繁榮與和平的時期,將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 專為贖民行走…… 在那裡必沒有獅子,猛獸也不登這路,在那裡都遇不見…… 只有贖民在那裡行走。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賽三十五8~10)在千禧年時,即或是兇猛的獅子都可以馴服:牛犢和少壯獅子會同群吃草,小孩子牽引他們……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賽十一6~7 ; 賽六十五25)。26 所有這一切將透過神的受膏者、彌賽亞基督耶穌成就,稍後我們將再討論這一點。下面是另一個與動物有關的隱喻,也可應用到基督身上;之後我們會總結這兩個形象在基督身上的重要性。

有關羔羊的隱喻

古代近東有關羊的隱喻

羊經常出現在古代近東的記錄中,在很多情況下都受到重視,牠們是奶類、肉類和衣服的來源或原料。羊可以用來踩糧滲入土壤,以及用作祭祀。在某些情況下,羊代表某些神靈、如Ea,或巫術;在美索不達米亞和阿門,羊是守護神底比斯。27

至於羔羊是羊毛和祭牲的來源,也往往是贈送給人的禮物。28 牠們也與蘇美爾民族的樂園Dilmum 有關。在那和平和純潔之應許地有這樣的傳說:「Dilmum 的土地是完美的,Dilmum 的土地是潔淨的……獅子沒有殺戮,狼也不攫取羔羊。」 29 古代烏加列神話,死亡之神 Mot 吹噓說他已取去巴力的神的生命:「我走近征服者巴力,我將他像一隻羔羊一樣放在我的嘴裡,他就像一個小孩子在我的口裡被壓碎。」30 因此,Anat 女神獻七十隻羊「作為征服者巴力的祭物 」,隨後,她自殺而令巴力復活過來。31

聖經中有關羊羔的比喻

跟古代近東的情況相似,聖經中的羊因其羊毛(箴二十七26)及常作為祭牲而受到重視。羔羊與每天、每週、每月,和特別節期的獻祭有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逾越節期間,每天要獻七隻羔羊的做法(民二十八16~25)。羔羊溫柔的特徵也出現於聖經。耶利米把自己比作一頭柔順的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落在仇敵手中(耶十一19)。這形象也出現於耶穌差遣七十人出去時的描述,他們會如同羊羔進入狼群(路十3)。神的子民在耶和華的膀臂中,也被形容為溫柔、順從和依賴的羔羊,耶和華是他們偉大的救主和牧羊人。因此,在未後的日子,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賽四十11)

羊有時亦出現於與審判有關的經文。如以賽亞預言神會審判祂的民,和平會臨到大地,羊羔必來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場;豐肥人的荒場被遊行的人吃盡。(賽五17)以色列人的土地,不再由他們自己享用,而是外來的侵略者,在昔日以色列人的田野間照料羊群。但在耶利米對巴比倫的預言中,則描述巴比倫人會像羊羔、像公綿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殺之地。(耶五十一40)。

有關羔羊的比喻,最重要的該是關於那應許中的彌賽亞、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事實上,在耶穌開始傳道時,施洗約翰宣佈祂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一29,對照一36)。32 Jeremias 將施洗約翰所說的話,與以賽亞有關受苦僕人的預言相連: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賽五十三7)。33 Westcott 宣稱,「毫無疑問,該比喻是直接引自以賽亞書五十三章7節。」34 (參徒八32)有趣的是當埃提阿伯太監正念這段話時,腓利來到並解釋這段話,對他傳講耶穌(徒八35)。Young 將施洗約翰的話,與其他經文如以賽亞五十三章7節相連,並評論說:「人無法只是讀了預言,而沒有思想到那位真正的僕人,在彼拉多坐席審判時沒有開口說一句話的事實。」35

以賽亞所提出的比喻,也建基於舊約的獻祭制度。因此Westcott指出,「想要排除逾越節的羔羊是不可能的,主後來被證實祂就是那羔羊。」 36 如果施洗約翰只是反映當前猶太人的意見,認為將要來的彌賽亞會代替人的罪受苦,但是沒有死,那麼「他所說的便超過他所知道的了。」37 因新約作者將繼續證明基督是最終成就逾越節的意義。就如保羅自信地指出: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林前五7)彼得指出,信徒被贖回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前一18~19)。38

羔羊的比喻和形象,放在耶穌身上是最貼切的表達。約翰在新約的啟示錄特別有力地指出這點。在啟示錄祂被描述為羔羊,是戰勝死亡和坐在寶座上的(啟五6~14),因此祂(五5)配得展開那書卷。(六1、 3、5,7,9、12,八1)。羔羊也被看作是統治者在祂的寶座上(七9~17)祂會牧養這些從大患難中出來的人(七14)。最後,羔羊站在錫安山,就是他們最後能得勝、並因他們對羔羊的忠心而將要得著安慰和保證(十四1~4)。

另一鮮明的對比,是把羔羊描繪為一位帶著王權的審判官,祂會審判那些蓄意敵視羔羊的人(十四10,十七12~14)。聖經其中一個最可怕的比喻,是邪惡的地土被描繪成向山和巖石叫喊: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啟六16)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子到了。溫馴的羔羊在這裡呈現出最不可能的角色,就是一隻憤怒的動物。39 基督能夠並將要如大勝利者戰勝邪惡(十九11~21),成為宇宙(五1~3)及世界的統治者(十一15~18);列國將有一天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十五4)

只有被擄贖的人,會被挑選出來享受神最後的勝利、及與基督聯合。這應許在「羔羊慶祝婚筵」(十九7~9)的比喻已成就。這比喻的重點是,「神的子民最終得以進入祂已展開的親密關係中。」 40 這是一個 「比喻性的方式,去反映最後的救贖」--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啟二十一3)。這就是為甚麼約翰可以使用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這比喻,如同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住在人的中間(啟二十一2);而天使也可以將新耶路撒冷指為「新婦,羔羊的妻」(啟二十一9)41

圍繞這一宏偉的新耶路撒冷,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啟二十一14)。羔羊的寶座就在那裡(啟二十二1~3),地上理想的樂園將最終達成。這將是一個不需要殿的城,因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啟二十一22)。Walvoord指出,「這裡的疑惑將消失,正如聖經指出主自己和羔羊為城的殿。不再需要建築物的結構,因為聖徒可直接到神面前,不再需要地上的中保或永遠的庇護。42 那城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二十一23)。她又是一個預留給信徒的城,因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二十一27)。

基督與獅子及羔羊的比喻

常見的外國諺語,往往也有提及獅子和羔羊。例如「在獅子的洞穴刮牠的鬍子」或「拿走獅子的分」,也有「溫柔的羔羊」;可是兩者很少會放在一起。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當時一句人們熟悉的話:「進來像頭獅子,出去像頭綿羊」。

在聖經中獅子和羔羊也不常被放在一起。然而,在一些關鍵的經文,卻把兩者也跟彌賽亞時代某些特質連在一起。以賽亞談及彌賽亞統治的新紀元,將是一個平安、和睦,公正和安穩的處境,在其中:

狼必與綿羊羔同居,

豹子與山羊羔同臥;

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牽引牠們

必與熊同食;

牛犢必與小熊同臥;

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賽十一6~7)

在這種盟約關係中,「所有指向伊甸園食草的生物將恢復」(參創一29~30)。43 事實上,所有仇恨將會消失,不僅人與人之間,在動物界、甚至在人和牲畜之間也將有和諧。44

以賽亞預言的情景與彌賽亞新紀元相似,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賽六十五25)這個時代一般是指向千禧年,是基督第二次再來、對抗邪惡勢力,與及對新耶路撒冷最後祝福的一段時期。 「將會有普世性的和平……這和諧將不會僅限於人類。大自然一直在『勞苦嘆息』等待救贖,將從墮落詛咒得釋放(參羅八19~23),即使是動物,也彼此和睦相處(參賽一6~7,六十五25),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壞會平靜下來。」45

獅子和羔羊的比喻與彌賽亞將來的祝福、並祂公正的統治這關係固然重要,但獅子和羔羊之喻,與基督之間還有另一種更重要的關聯。

啟示錄五章5至6節是一段極為重要的、把獅子和羔羊比作基督的經文。雖然啟示錄其他地方描述基督為羔羊的比喻超過24次,46 啟示錄五章5節,描述督是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祂是首先被公認唯一能打開七印書卷的。在下一節,祂被確定為「被殺害的羔羊,(祂雖被殺,但仍然活著)」。 47 獅子和羔羊與基督相連的雙重隱喻,正指向聖經的中心主題,並為成就這地球上歷史性的事件找到高峰。

早在族長時期,雅各對猶大祝福時,他預先宣告:

大是個小獅子;我兒啊,你抓了食便上去。

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蹲如母獅,誰敢惹你?

柄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

直等属他的那位來到,萬民都必歸順他。(創四十九9~10)

因此,學者 Mathews 正確地指出,「宣告一個理想、持久及普世的國度,必須著眼於大衛最偉大的子孫那完美的末世身分。基督教的釋經家已清楚確定經文所指向的王,就是拿撒勒人耶穌。因此可以與歷史學家認同的,就是大衛的君主政體;必須首先考慮及同意古猶太學者的解釋,就是我們的文本需要彌賽亞來成就。」48

基督被稱為「大衛的根」也很重要。Beale指出,「有關基督的兩種描述,『獅子從猶大部族出來』和『大衛的根』,是出自創世記四十九章9節及以賽亞書十一章1及10節(參耶十一19,二十三5,三十三15;亞三8)……兩者均預言彌賽亞的身分,祂將透過審判戰勝祂的敵人。耶穌成就了這兩個預言。」49

重要的是,作為猶大部族的獅子(創四十九10),彌賽亞是大衛的子孫,出自猶大,祂擁有執政的權利(撒下七18~29 ;代上十七16~27; 詩八十九19~37;結三十四24~31,對照賽十一1~9;啟十一15)。事實上,這些段落指向一個重要、統一的主題,並與聖經的結構交織著。因為這隻「獅子」, 也是大衛的根、大衛的繼承人;亞伯拉罕、大衛並新約,都找到他們的實現(見耶二十三5~6,三十一31~34, 三十三14~18;結三十七24~28)。在基督裡,神預定應許的計劃逐步展開,最終亦將實現。50

如上所述,基督、羔羊,也是征服、得勝的羔羊。祂完全成就了逾越節替代人類贖罪之祭牲的目的,若祂沒有復活,那犧牲將是不完整的(林前十五12~20,56~57)。作為人類的救主,祂戰勝罪惡、死亡,以及所有的邪惡勢力,這活的羔羊現正坐在寶座上,是至高無上的、尊貴的、統治萬有的;作為獅子,祂全權擁有猶大及大衛繼承人的權力。整個世界最終的歷史,會在這獅子和羔羊中找到她的高峰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十一15)獅子和羔羊的比喻指出一個事實,基督既是人類的統治者,也是世人的救主。

這些隱喻給信徒帶來希望和信心。由於與基督聯合(西一27),信徒可以透過聖靈的能力,展示獅子般的勇氣,以及像羔羊般跟隨和依靠耶穌基督。因此當牧長顯現的時候,忠心的信徒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五4)。在此之前,我們甚至驚嘆,「來吧,主耶穌!」 讓希伯來書作者的祝福(十三20~21)臨到我們: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 Although i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stud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lions were also known in earlier times in Greece as represented abundantly in Greek art. T.L.B. Webster (From Mycenae To Homer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7], 27) maintains that in the realm of art the lion theme was “foreign to the Minoan-Mycenaen world.” Nevertheless, lion representations were common enough in subsequent Greek art. As an example even from the earlier Mycenaean era, mention should be made of the famed Lion Gate at Mycenae, which served as the principal entrance to the citadel. Here the lions were “perhaps a heraldic symbol of the royal family,” (Carl Roebuck, The World of Ancient times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66], 114). T.L.B. Webster(From Mycenae To Homer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7], 27)

2 See the illustrations of Assyrian lion hunts in A. Parrot, Nineveh and the Old Testament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5), 73; James B. Pritchard, ed.,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illustration #40; and A.T. Olmstead, History of Assyri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frontal piece and figure # 154, opposite p. 495. R. K. Harrison (“L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rev. ed., ed. Geoffrey W. Bromiley et a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 3:141) remarks, “Assyrian palaces were not infrequently decorated with bas-reliefs showing the king and his courtiers engaged in a lion hunt.”),

3 See further, “Nēšu,” in The Assyrian Dictionary, N II, eds. Erica Reiner and Robert D. Biggs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1980), 195.

4 Lois E. Hartman and Alexander A. Di Lella, The Book of Daniel, The Anchor Bible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8), 199.

5 R. K. Harrison, “Lion, “ 3:141. See also, G. S. Cansdale, “Lion,”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eds. M.C. Tenney and Steven Barabba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 3:940); and Reiner and Biggs, 193-97.

6 See H. W. F. Saggs, The Might That W as Assyria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84), 182 and plate 19b; and J.B. Pritchard, ed., The Ancient Bear East: A New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illustration # 88.

7 See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 1965), illustration # 193.

8 A. Parrot, Babylon and the Old Testament (New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6), 27. See further, the interesting illustrations of lions on pp. 28 and 29.

9 Olmstead, History of Assyria, 119.

10 See Robert C. Stallman, “'árî,” in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and Exegesis, ed. Willem A. VanGemere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7), 1:516. See furth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Gilgamesh and a lion in the palace of King Sargon of Assyria in Olmstead, History, figure #112, opposite p. 275.

11 Olmstead, History, 202. Note also the lion statue set up in Sarugi as “a provincial imitation of the lions from Kalhu,,” illustration #67, opposite p. 120.

12 Daniel David Luckenbill, 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26-27), 1:110.

13 Ibid, 110.

14 Gary Beckman, “Bilingual Edict of xattušili I,” in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eds. W. W. Hallo, and K. Lawson Younger, Jr. (Leiden: Brill, 1997, 2000, 2002), 2:80.

15 M. Lichtheim, “The Report of Wenamun, “ in Context, 1:91.

16 Dennis Pardee, “The Bavlu Myth,” in Context, 1:264. Note that Michael David Coogan (Stories from Ancient Canaa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8], 107) translates the Ugaritic line as “My appetite is like that of a lioness,” a reading supported by the original Ugaritic text. See Cyrus H. Gordon, Ugaritic Textbook (Rome: Pontificium Institutum Biblicum, 1965), 178 (text #67:1, line 14).

17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scriptural citations are taken from the NET. See also Ps.10: 2-11).

18 See Martin Abegg, Jr., Peter Flint, & Eugene Ulrich, The Dead Sea Scrolls Bible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9), 519.

19 This disputed text has received abundant discussion in commentaries and critical studies. See, for example, J.J. Stewart Perowne, The Book of Psalm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 vols. in one, 1976), 242, 247-48. The chief problem face by the usual English translations centers on understanding the Hebrew consonantal text k’ry as being a form of the verb kārāh, “to dig,” which entails taking the final consonant yodh as an archaic remnant and the aleph as being intrusive, both of which uses, though not too common, are attested elsewhere. The MT faces the difficulty of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e parallelism due to the lack of a verb in the parallel member. Yet such ellipses are also not without examples, especially where the balance in parallelism is achieved via a ballast variant. For details, see Wilfred G.E. Watson, Classical Hebrew Poetr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26 (Sheffield, England: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1986), 343-48.

20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Apostle Peter adds to this picture by depicting Satan as a roaring lion, which seeks its prey “1 Pet. 5:8), while Paul testifies as to his deliverance “from the lion’s mouth” 2 Tim 4:17). The phrase doubtless indicates his being found not guilty by the Roman authorities

at his initial trial. Many Christians did, however, come to face the lions in the Roman arena.

21 Much later the courage of Benaiah, David’s warrior, was lauded for killing a lion ”in a cistern on a snowy day” (2 Sam. 23:20).

22 John N. Oswalt,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s 1-39,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 684-85.

23 Richard D. Patterson, “Joel,”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Rev. ed., eds. Tremper Longman III & David E. Garlan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8), 343.

24 Richard D. Patterson, Hosea (Richardson, TX: Biblical Studies Press, 2008), 108.

25 Kenneth L. Barker, “Micah,” in Micah, Nahum, Habakkuk, Zephaniah,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ed. E. Ray Clendenen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9), 104.

26 Interestingly, God had pointed out to Job that in the strictest sense it was the sovereign Lord himself who made provision for the mighty lion (Job 38:39; cf. Ps. 104:21).

27 See C. Dohmen, “kebeš,” i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eds. G. Johannes Botterweck, Helmer Ringgren, Heinz-Josef Fabry, trans. David E. Gree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7:43-48; J. C. Moyer, “Lamb,”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rev. ed., 3:61-62.

28 See The Assyrian Dictionary, K, eds. A. Leo Oppenheim, Erica Reiner, and Robert D. Biggs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1971), 166-67.

29 S. N. Kramer, “Sumerian Myths and Epic Tales,” in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38. See also S. N. Kramer, The Sumeri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147-49.

30 Michael David Coogan, ed. and trans., Stories From Ancient Canaa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8), 112.

31 Ibid., 110.

32 For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metaphor concerning Jesus, C. S. Keener, The Gospel of John (Peabody, MA: Hendrickson, 2003), 452-54.

33 J. Jeremias, “‡mnçv,” i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ed. Gerhard Kittel, 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 1:339.

34 B. F. Westco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4), 1:39).

35 E. J. Young, The Book of Isaia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3:351. John N. Oswalt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s 40-66,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ed. Robert L. Hubbard, J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392) adds: “If the author did not intend his readers to think in terms of sacrifice, he certainly made a major blunder in his choice of metaphors. Many commentators … agree that this verse is a primary source of John’s ejaculation.”

36 Westco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1:39.

37 Andreas J. Köstenerger, John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66. Köstenberger goes on to add: “The evangelist, however, places the Baptist’s declaration into the wider context of his passion narrative, where Jesus is shown to be the ultimate fulfillment of the yearly Passover lamb (see Exod. 12), whose bones must not be broken (John 19:36; cf. 19:14).

38 As an interesting aside, one may note that believers themselves are at times likened to lambs. After his resurrection, Jesus recommissions Peter to his service. He instructs Peter as an “under-shepherd” to Christ, the Good Shepherd (John 10:11) and Great Shepherd who sees to the maturing and well-being of his believing flock (Heb. 13:20-21; 1 Pet. 2:25) to “feed my lambs” (John 21:15). Peter did not miss the Lord’s point nor neglect his commission, for he later points out that Christ is the Chief Shepherd who has entrusted his work to other “under-shepherds” until he himself will come again (1 Pet. 5:4). Viewed in the light of the shepherd imagery associated with Christ, it is perhaps not so strange, as sometimes maintained, that at Jesus’ birth the angels appeared to shepherds (Lk. 2:8-14). Indeed, the promised Messiah and shepherd of Israel (Ezek. 34:22-24) lay nestled in a feeding trough in Bethlehem.

39 The simile here might well be termed what G. Oestreich (“Absurd Similes in the Book of Hosea,” in Creation, Life and Hope, ed. J. Moskalal [Berrien Springs, MI: Andrews University, 2000], 101-126) terms an “absurd simile” in that the lamb is acting contrary to its natural existence.

40 G. K. Beal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940.

41 George Eldon Ladd, A Commentary on the Revelation of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248.

42 John F. Walvoord,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Chicago: Moody, 1966), 326.

43 J. Alec Motyer, The Prophecy of Isaiah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3), 124.

44 Young, The Book of Isaiah, 1:388. To the contrary, note Oswalt,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s 1-39, 283.

45 Millard J. Erickson, Christian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1985), 1211.

46 It is of interest to note that both the first beast and second beast (the Anti-Christ and the false prophet) are portrayed with imagery associated with these two metaphors of Christ. For the first beast had a mouth “like a lion’s mouth” and the second, had “two horns like a lamb” (Rev. 13:11). False causes and religions often come disguised as “Christian” in nature! For Old Testament precedence to the first beast of Revelation, see Daniel 7:7-8, 19-25.

47 Ladd, The Revelation of John, 87.

48 Kenneth A. Mathews, Genesis 11:27-50:26,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ed. E. Ray Clendenen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05), 896. For an extended discussion of many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s in addition to Mathews’ fine treatment of Gen. 49:9-10 (pp. 892-96), see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658-61. See also Ezekiel 21:25, which contains a strong allusion to Genesis 49:10.

49 G.K. Beal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 The N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uds: Eerdmans, 1999), 349.

50 W. C. Kaiser, Jr. (The Promise-Plan of Go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9], 383) call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throne scene in Revelation 4-5 with its various titles ascribed to Christ. He concludes, “Almost all of these royal and conquering themes resonate with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essiah and the promise-plan, especially in the Prophets.”

Related Topics: Christology, Eschatology (Things to Come), Theology Proper (God), 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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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update November 2009

 

Bible.org Ministry Update                                                                                        November 2009
 

Well it is almost Thanksgiving and we as a Bible.org community have a lot to be thankful for. A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of the ways God is blessing the ministry

 

Psalm 145: A Song in "G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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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ay be said that Psalm 145 is a magnificent hymn that reminds believers of all that God has provided for a believing mankind. As a song of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it is indeed a psalm written in “g” major—and one that should be very specially felt by every believer.

Psalm 145 occupies a significant place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ook of Psalms, for it completes a section of psalms ascribed to David (118-145) As a praise psalm it nicely introduces the concluding canonical psalms, which are marked as “Hallelujah Psalms”(146-150). It is also the only psalm designated in its heading by the Hebrew word for psalm (tĕhillāh) whose plural form was the designation for the entire Psalter. It is of further interest to note that Psalm 145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the Jewish liturgy. For, “In Jewish practice this psalm was recited twice in the morning and once in the evening service. The Talmud commends all who repeat it three times a day as having a share in the world to come (b. Ber.4b).” 1

Psalm 145 was composed as an acrostic in which each verse begins with a succeeding letter of the alphabet, the only omission being that of the letter “n.” The psalm also has a thematic structure,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keys. Thus the whole psalm is bracketed by an ascription of praise to God (vv. 1-3, 21) forming an inclusio. Each individual stanza is closely tied to the next by a series of stitch words. The opening praise of God’s greatness (vv. 1-3) is tied to the following praise of God’s glorious splendor and mighty acts (vv. 4-12) via the thought of “praise” (vv. 3, 4), while this stanza is stitched to the following praise of God’s great beneficence in his kingdom acts (vv. 13-20) by the word “kingdom” (vv. 12, 13).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the two larger sections (4-12, 13-20) also contain structural indicators. Thus verses 4-12 are bracketed by the words “generation/mankind,” while within the stanza two strophes may be found: verses 4-9 in praise of God’s goodness and grace, which is stitched to the second (vv. 10-12) by means of the phrase “all he has made” (vv. 9, 10). Likewise two strophes are in evidence in the final stanza (vv. 13-20). The first strophe features God’s great gracious beneficence and goodness to his people and creation (vv. 13-16), while the second strophe focuses on God’s just dealing with all mankind (vv. 17-20).

Accordingly, Psalm 145 may be outlined as follows:

    I. In praise of God’s greatness (vv. 1-3)

    II. In praise of God’s glorious splendor and mighty acts (vv. 4-12)

      A. God’s goodness and grace (vv. 4-9)

      B. God’s glorious kingdom (vv. 10-12)

    III. In praise of God’s kingdom acts (vv. 13-20)

      A. God’s gracious beneficence and goodness (vv. 13-16)

      B. God’s just dealing with all mankind (vv. 17-20)

    IV. Closing ascription of praise (v. 21)

The description of Psalm 145 has a “song in G major” reflects the fact that four major qualities of God’s character that begin with the English letter “g” are contained within the psalm: his greatness, his goodness, his grace, and his glory. We shall give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se four “g’s” in the discussion that follows.

God the Father in Psalm 145

In the opening stanza David declares, “I will extol you, my God, O king! I will praise your name continually” (v. 1).2 Although God’s greatness is praised elsewhere in the psalm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divine attributes as his omnipotence and omniscience (e.g., Ps. 147:5), in Psalm 145 the poet simply speaks of the essential greatness of God as being unfathomable—beyond human comprehension (vv. 1-3). The fact that David calls God the “king” underscores the widely attested truth of God’s sovereignty over all. Indeed, he is the One who is in charge of all things, not only as Creator but as Controller and Consummator of earth’s history (cf. Ps. 89:11; Isa. 40:1-31; 43:8-13; Dan. 4:34-35; Rev. 21:1-4).3 If in fact David is the author of this psalm as the superscription indicates, because David himself is a king, “The occasion for this appellation is all the more natural and the signification all the more pertinent. . . . Whosoever calls God by such a name acknowledges His royal preroga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does homage to Him and binds himself to allegiance.”4

In the second stanza (vv. 4-12) David goes on to elaborate on God’s greatness in connection with his “majestic splendor” and mighty acts, which are described as so powerful that they are truly amazing, truly “awesome acts” (vv. 5-6). Indeed, the psalmists often sing of God’s mighty acts (e.g., Ps. 150:2) as being “very great” (Ps. 104:1) in his creation and providential control of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on earth (e.g., Pss. 99:2; 104:2-32; 135:4-14). Thus in the Sabbath psalm known as Psalm 92 the psalmist praises God by saying, “How great are your works, O LORD! Your plans are very intricate!” (Ps. 92:5). It is small wonder, therefore, that God’s greatness was well known in Jerusalem (cf. Ps. 48:1).

It is not just the fact of God’s “amazing deeds” that arrests David’s attention in Psalm 145. Rather, it is the truth that in connection with his activities God always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essential goodness (v. 7)5 and is always fair and just. God’s goodness sounds a second “g” note in David’s presentation. It is a note, which is sounded frequently in other psalms. Thus on another occasion David declares that God’s very name, which indicates his revealed character and reputation, is well known to his own who rely on him and they know that he is good (Ps. 52:9).

David goes on to mention further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God’s inherent goodness (v. 8). The first pair of adjectives occurs together some thirteen times in the Old Testament, twelve of which refer to God (e.g., Pss. 111:4; 116:5). The first of these, rendered “merciful” in the NET (cf. NLT), comes from a Hebrew root that means “be gracious.” Therefore, many English Bible editions give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adjectives as “gracious and compassionate” (e.g., HCSB, NIV; cf. NKJV) or “gracious and merciful” (e.g., ESV, NRSV). It is evident in any case that whatever way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English adjectives with regard to the two underlying Hebrew adjectives is rendered, it emphasizes God’s undeserved favor and his tender compassionate heart with respect to the deep needs of man. Based on the Hebrew root meaning, then, this quality of God forms a third major “g” in the character of God.

Thus not only is God to be praised for his greatness and goodness, but also for how these are conveyed to man in his grace. David continues to praise God by noting further aspects of God’s goodness and grace (v.8). Despite his peoples oft failures, the Lord remains patient with them, and (on his part) faithful to the terms of the existing covenant between them. The apostle Peter reminds his readers that God’s patience was exemplified even during the days before the flood. Although the people of that day were disobedient, “God patiently waited in the days of Noah as an ark was being constructed” (1 Pet. 3:20). Even though mankind continues in its self-indulgent sins, God is patient, “Because he does not wish for any to perish but for all to come to repentance” (2 Pet. 3:9; cf. 3:15).

In mentioning God’s goodness and grace as seen in his faithfulness (NET, “loyal love”) toward his covenant people, David sounds a note that is heard elsewhere in the Psalms (e.g., Pss. 106:1; 107:1; 118:1, 29).6 In many ways the old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Hebrew word here as “lovingkindness” (e.g., KJV, NASB) is always rather apropos. The English word “kindness” is ultimately related to a primitive root from which the English noun “kin” has come.7 In a sense, then, in treating his people graciously and kindly the Lord viewing them as though they were his earthly family, so that his “loyal love” (NET) takes on a nuance that in his great faithfulness to God’s covenant people there is a warmth like that of a father for his children.

David proceeds to reiterate that all of these divine qualities (whether grace and mercy or compassion, or his patience and faithfulness) stem from the fact of God’s great goodness (v. 9; cf. v. 7). Indeed, God’s goodness and compassion are such that they extend even beyond his covenant people. Thus Leupold remarks, “Israel was often so preoccupied with itself that it forgot or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God was concerned about all that were his creatures. It redounds in His rich praise that His interest is of such a universal breath. One cannot comprehend this broad scope of which divine goodness is capable, but one can regard this as an inspiring article of faith; for it the Lord deserves to be praised abundantly.”8

The second strophe (vv. 10-12) of this portion of the psalm (vv. 4-12) extends the thought of the previous “all he has made” (v. 9) to suggest that the Lord will have “loyal followers” in addition to Israel.9 Indeed, Peter would later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in every nation the person who fears him and does what is right is welcomed before him” (Acts 10:35). It is a truth that is realized in the saving power of Jesus Christ (John 3:16; 1 Tim. 2:4-8). All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Lord will with thankful heart praise him, and declare his kingship and great power (Ps. 145:10-11). In so doing they will desire all mankind to “acknowledge your mighty acts, and the majestic splendor of your kingdom” (v. 12). “They give thanks for the many expressions of his kingship, all of which reveal his ‘glory’ (vv. 11-12; cf. v. 5), ‘might’ (cf. v. 4), and stability (‘everlasting through all generations,’ v. 13; cf. Da 4:3).”10

Verses 11 and 12 emphasize the fourth “g” major theme relative to the Lord, for David speaks of the “glory of your kingdom” (MT; cf. ESV, NLT, NRSV; NET, “splendor of your kingdom”). To be sure the Hebrew word for “glory” in these verses (kābôd) has already occurred in verse 5 (see NET text note) in connection with God’s majesty. Here, however, it finds a special emphasis in describing the nature of God’s kingdom. This is not at all surprising, for God’s glory is one of the more prominent themes in the Psalms. Although one may speak of God’s glory as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God’s essential inner excellence, the term “glory” is often used of God’s evident glory or awesome splendor (e.g., Pss. 19:1; 57:5, 11). It is a glory that not only covers all creation and testifies to God’s majesty and power, but, “The LORD is exalted over all the nations” (Ps. 113:4; cf. 108:5). In short, God’s glory is truly great (Ps. 138:5, NET, “magnificent”).

God’s glory is displayed also in his mighty acts such as in the deliverance of his people (Pss. 85:9-13; 97:5-6; 102:15-16). Because of God’s known character and established reputation, his name is a glorious one (Pss. 29:1-2; 102:15). Accordingly, elsewhere David expresses a deep-seated longing to be in the sanctuary so as to be in the special presence of the Lord of all glory.11 Note this strong desire as written when he found himself in the wilderness of Judah:

O God, you are my God! I long for you!
My soul thirsts for you,
my flesh yearns for you
in a dry and parched land where there is no water.
Yes, in the sanctuary I have seen you,
and witnessed your power and splendor. (Ps 63:1-2)

In Psalm 145 David declared that he would focus on God’s “majestic splendor” and “amazing deeds” (v. 5). These now find special attention as he points out that the Lord’s “loyal followers” will proclaim both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lory of God’s kingdom in order that others may come to recognize and acknowledge them (vv. 11-12; cf. Hab. 2:14).

In the first strophe of the final stanza of the psalm David praises the Lord in connection with his activities as king of the universe and earth, for his “dominion endures through all generations” (v.13). God’s glorious rule is not just seen in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power, but also in his care for all creation and much as a loving Father is concerned for mankind’s welfare (vv. 14-16).

In the second strophe David comments on God’s administration of his kingdom (vv. 17-20). It is accomplished with justice and compassion (v. 17). Moreover, the Lord is ever available to those who are in need and “cry out to him sincerely”(18). These are God’s loyal followers who not only call to him expectantly, but who fear (or revere—see NET text note) him (v. 19), and genuinely love him (v.20).12 Believers may thus count on God’s deliverance of them in times of need or trouble (v. 19) and his protection in times of danger (v.20a). Such is simply the case as guaranteed in God’s righteous and faithful administration of his kingdom (cf. Deut 28:1-14; Pss 1:1-3; 23:1-6). By way of contrast, however, his righteous administration is further revealed in the case of the wicked, for they face his judgment in which, He destroys all the wicked” (v. 20b; cf. Pss. 1:4-6; 73:27).

David closes his psalm (v. 21) with a return to the opening theme of his resolve to praise the Lord continually. He encourages “all who live” (who, as David has shown, are indeed the recipients of his beneficence) to join him in doing likewise.

Psalm 145 is thus rightly seen as a: song in ‘g major,’ for not only is God’s greatness displayed throughout the psalm but also his magnificence and munificence. These are also revealed in connection with God’s inherent goodness and grace toward a needy mankind. All of these point further to the Lord’s essential awesome glory, which is seen in his sovereign, just, and compassionate administration of his kingdom. These four ‘g’s of course appear elsewhere in the Psalter, all of which serve as a reminder of the pure and holy character of the Lord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righteous nature of his kingdom rule over the earth. It is simply true that the great God of all creation is also good, gracious, and glorious!

The Four ‘G’s’ and God the Son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hen, that these same qualities are revealed in God’s unique S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Indeed, Christ is declared to be the believer’s “Great God and Savior” (Titus 2:13) as well as his Great Shepherd (Heb. 13:20) and High Priest (Heb. 4:14). Jesus also declared that he is the believer’s Good Shepherd who would lay down his life for his sheep (John 10:11).13 Therefore, believers may be assured that they are known of Jesus even as they know him: “I am the good shepherd. I know my own and my own know me. Just as the Father knows me and I know the Father—and I lay down my life for the sheep” (John 10:14-15). As Morris points ou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knowledge. And this reciprocal knowledge is not superficial but intimate.”14

This intimacy of fellowship between Christ and the believer is assured because of the good shepherd’s gracious sacrificial death, which provides for the believer’s salvation (Acts 15:11) and justification (Rom. 3:24) as well as all the wondrous benefits of a new spiritual life in Christ Jesus (Rom. 5:14-17). Because of “Christ’s redeeming work the believer is able to look forward to reigning in life through Christ” and ultimately they will “have a share in the Lord’s kingdom and glory.”15

Indeed, all of the spiritual riches attendant to the believer’s life are now available through Christ’s redemptive work (2 Cor. 8:9), who himself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grace and truth (John 1:14-17). Accordingly, Peter urges believer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ir miraculous new life and “grow in the grace and knowledg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2 Pet. 3:18).

Not only is Jesus characterized by such qualities as greatness, goodness, and grace, but also by the fourth ‘g’ of Psalm 145: glory. Although Jesus’ essential glory existed even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John 17:5), human appreciation of that glory became possible only through his incarnation (John 1:14). To be sure Christ’s glory was specifically displayed fully but once at the transfiguration (Lk. 9:26-32). Yet the glorious nature of Christ became evident in the performance of his mighty acts (e.g., Lk. 7:16; 13:17; 19:37) such as in his miracles (John 2:11). Althoug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vine plan the “Lord of glory” was crucified (1 Cor. 2:8), he rose from the dead and afterwards entered “into his glory” (Lk. 24:26). He will yet return in “power and great glory” (Lk. 21:27; cf. Matt. 24:30; Mark 13:26) and “in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and the holy angels” (Lk. 9:26; cf. Matt. 25:31). Meanwhile as believers “We wait for the happy fulfillment of our hope in the glorious appearing of our great Go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Titus 2:13).

Application

As united to Christ (Col. 1:27) believers can both appreciate the four “g’s” of Psalm 145 detailing the person and work of God as well as their display in God’s S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apply them to their Christian lives. Although the believer is not to be extolled for personal greatness in his spiritual standing, whatever worldly acclaim he may or may not have (cf. Matt. 20:26), he can enjoy his salvation, which is undeniably great (Heb. 2:3). Rather, his character is to be marked by the godly humility that he achieves through the grace of God (James 4:6). The believers’ greatness l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indwelling Christ and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Eph.1: 19-20; Rom. 8:14); 1 Cor. 3:16)). It is a greatness of character that the unbeliever neither experiences nor understands (1 John 4: 4). Moreover, as surrendered to the Lord in humble service to him, theirs is a blessed life, which is capped by a heavenly reward (Matt. 5: 3-12; cf. 2 Tim 4:6-8).

The second “g” of Psalm 145 is also very applicable to the believer’s walk before God, for God is the constant source of good for the believer (Ps. 103: 2-5), including even his basic needs (Ps. 107:9). God’s goodness toward the believer is such that he may confidently rely on it (Pss. 27:13-14; 73:28 [see text note]; Phil. 4:19) but not forget to thank the Lord for all his kindness to him (Ps. 136: 1-3). Nevertheless, although the believer may gain strength from such knowledge of God’s care and beneficence, he must keep in mind that God’s very goodness carries with it a challenge to give the Lord first place in his life (Ps 34:10), be pure in heart (Ps 73:1), and demonstrate genuine integrity (Ps, 84:11) and goodness (3 John 11) toward others.

To be sure, believers are saved by God’s grace through faith, but The Lord has redeemed them to reproduce God’s goodness in their lives (Eph 2:8-10). In so doing they will prove themselves as good servants of Christ (1Tim. 4:6). Believers are, therefore, to hold fast to that which is good (Gal. 6:21) and seek to do good things (1 Thess. 5:15) for all people (Gal 6:9-10). They should not neglect opportunities to be of help (Heb. 13:16) nor tire of doing so (2 Thess 3:13). Indeed, they should be “rich in good deeds (1 Tim. 6:18) and maintain a good walk before the Lord (1 Pet. 3:16).

Likewise, grace, the third “g,” is crucial for believers. Believers are the recipients (Rom. 1:5) of God’s grace through Christ (Eph. 1:7), through which they are saved (Eph. 2:7-9). As those saved by God’s grace believers have been given individual spiritual gifts (Rom. 12:6), which they are to steward properly (1 Cor. 15:10). Indeed, Peter reminds believers that they are to exercise these spiritual gifts “to serve one another as good stewards of the varied grace of God” (1 Pet. 4:10).16

Furthermore, God’s grace, which has appeared in Christ’s finished redemption, is available to all and sufficient for believers to maintain a godly lifestyle (Titus 2:11-14), including the use of gracious speech (Col. 4:8). God’s grace is also crucial for 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a godly family life (1 Pet. 3:7). In short, as Paul declares to the Romans, “Since we have been declared righteous by faith,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om we have also obtained access by faith into this grace in which we stand, and we rejoice in the hope of God’s glory” (Rom. 5:1-2). It is to this “glory” that we turn next.

Whatever glory believers have comes to them through their union with Christ (Col. 1:27). It is a glory available to all people and for which God made preparation long ago (Rom. 9:27). God himself is the Father of glory (Eph. 1:18). That glory is clearly embedded in the gospel message (2 Cor. 3:9). Moreover, aided by the Word of God believers may grow in grace (2 Pet. 3:18) and by its transforming power can reflect the glory of God (2 Cor. 3:18).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ther’s purposes in Christ Jesus believers can experience the riches of God’s glory through their spiritual union with Christ (Eph. 3:14-19) and so live as to be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Eph. 1:12).17

Believers also have the high privilege of sharing the gospel (2 Cor. 3:9; 2 Thess. 1:9-11), in order that others may come to know Christ also and live 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 who calls them “to his own kingdom and glory”(2 Thess. 2:12). Although at times it may be the case that believers may suffer for their stand for Christ, they may rejoice in knowing that their present pain pal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reater glory that will be theirs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1 Pet. 1:6-9). Through all of life’s opportunities, then, as united to Christ believers are to keep their eyes on Christ and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God’s high moral standards (Col. 3:1-11).

E. F. Harrison sums up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scriptural teaching with regard to the believer’s glory quite well in writing “Christ dwells in Christians as their life, and as their hope of glory. At present their life is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when the Savior comes again, he will still be their life, but then the relationship will no longer be a hidden one.”18

By way of summary, it may be said that Psalm 145 is a magnificent hymn that reminds believers of all that God has provided for a believing mankind. As a song of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it is indeed a psalm written in “g” major—and one that should be very specially felt by every believer. For it not only testifies to the greatness, goodness, grace, and glory of God, but in light of the fuller 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it also reminds all believers that these spiritual riches are theirs through Christ Jesus, in whom all four of these divine characteristics are manifested Moreover, as united to Christ they possess and may continue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of these qualities in their lives—all to the glory of our great Go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May each Christian make it his wish to declare,. “May I so live that others may see the glory of God revealed in me.” Having laid hold of these truths, believers can echo David’s closing resolve and admonition: “My mouth will praise the Lord. Let all who live praise his holy name forever” (v.21).

Something of the means of grasping and utilizing the full force of these four wondrous divine characteristics is reflected in the hymn writer’s prayer:

May the mind of Christ my Savior
Live in me from day to day,
By his love and pow’r controlling
All I do and say.
May the Word of God dwell richly
In my heart from hour to hour,
So that all may see I triumph
Only through his pow’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y the love of Jesus fill me
As the waters filled the sea;
Him exalting, self abasing,
This is victory.
May His beauty rest upon me,
As I seek the lost to win,
And may they forget the channel,
Seeing only Him.19

1 Willem A. VanGemeren, “Psalms,”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rev. ed., eds. Tremper Longman III & David E. Garlan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8) 5:988.

2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scriptural citations are taken from the NET.

3 See the excellent discussion in Norman Geisler, Systematic Theology (4 vols.;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2002, 2003, 2004, 2005) 2:536-62.

4 Franz Delitzsch, 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trans. Francis Bolt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5) 3:388.

5 See NET text note #4.

6 For a helpful exposition of Psalm 118, see VanGemeren, “Psalms,” 5:851-58.

7 Note also the German kind (“child”).

8 H. C. Leupold, The Psalms (Grand Rapids: Baker, 1969), 977-78.

9 The Hebrew wording (see NET text note, “all his works,” v. 10) may imply as well the frequently found praise of personified nature (e.g., Pss. 19:10; 96:12; 148:7-14). Thus Claus Westermann (The Living Psalms, trans. J. R. Port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9], 227) suggests, “All creation joins with the worshipping congregation to praise God.” One is reminded of the words of M. D. Babcock: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and to my listening ears all nature sings and round me rings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I rest me in the thought of rocks and trees, of skies and seas—his hand the wonders wrought.”

10 VanGemeren, “Psalms,” 5:990.

11 Perhaps David’s abiding longing for a sense of the special presence of God was because the Lord of all glory is also a God of love (cf. 1 John 4:16). Henry Van Dyke expressed a similar thought in his well- known hymn,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 God of glory, Lord of love.” Delitzsch (Psalms, 2:214) follows reminds his readers of Saint Bernard’s comments: “ lingua amoris non amanti barbara est” (‘The language of love is not foreign to loving”).

12 For the scriptural teaching with regard to the believer’s calling on God, see Richard D. Patterson, “The Call-Answer Motif, “ Biblical Studies Press, 2008. Believers, thus, may count on the God’s deliverance of them in times of need or trouble (v. 19) and his protection in times of danger (v.20a).

13 Andreas Köstenberger (John,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306) observes, “Jesus’ appropriation of the title ‘shepherd’ . . . places him firm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T and traditional Jewish messianic expectations.”

14 Leon Morri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1), 511.

15 Everett Harrison, “Romans,”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rev. ed.; eds. Tremper Longman III & David E. Garlan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7) 11:99.

16 It is of interest to note that the NET rendering of the Greek adjective describing God’s grace as “varied” is in keeping with the earlier conclusions of William Barclay, More New Testament Word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8), 138-40. Barclay demonstrated that this adjective in secular Greek could describe many-colored objects or creatures, or manufactured articles “in various colours, cunningly made” (138). Barclay goes on to observe further that no human situation in which the believer finds himself nor any possible problem is such that it is too difficult for the variegated grace of God to handle.

17 The Apostle Paul reminds believers that regardless of their economic situation in life, they are heirs of God’s spiritual riches. Indeed, God has extended to man his riches as reflected in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g’s” noted in connection with Psalm 145, for it is the riches of God’s goodness that leads men to repentance (Rom. 2:3-4), the riches of his grace that brings them to repentance through Christ’s sacrifice (Eph. 1:7) and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which brings to believing man his hope of eternal reward (Col. 3:1-4) as well as his present help (Phil. 4:19).

18 E. F. Harrison, “Glory,”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rev.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2) 2: 482.

19 Kate B. Wilkinson, “May the Mind of Christ my Savior,” in Hymns for the Living Church (Carol Stream, IL: Hope Publishing Co., 1974), 349.

Related Topics: Christology, Theology Proper (God), Worship

Teacher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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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privilege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teaching ministry of Sample Bible Church, teachers of all age divisions shall agree to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of Faith and Practice.

Faith

    1. Have accepted Jesus Christ as personal Lord and Savior (John 1:12)

    2. Have been baptized as a believer in Jesus Christ, and be an active member of this church (Acts 2:41-42).

    3. Believe the Bible to be the inspired Word of God (2 Peter 1:20-21

    4. Believe teachers should be "an example of the believers, in word, in conversation, in charity, in spirit, in faith, in purity—giving attendance to reading, to exhortation, to doctrine; for in doing this they shall both save themselves, and them that hear thee" (I Tim. 4:12-16).

Practice

    1. Regularly attend, and urge members of their class to be present at the Sunday morning, Sunday evening, and special all-church services, realizing that the Sunday School and church are inseparable (Heb. 10:24-25

    2. Be faithful in attendance, arriving at least ten minutes early to welcome each pupil as he arrives. If at any time through some unavoidable circumstance a teacher is unable to be present, he/she will notify the coordinator of their department as far in advance as possible (I Cor. 4:2).

    3. Carefully prepare the lessons and make each class session a matter of earnest prayer.

    4. Have as their highest aim to help the class members find Jesus Christ as personal Savior, to publicly confess Him, and to grow in grace and knowledge in the Lord (Ps. 126:6).

    5. Visit prospects and visitors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bsentees in their class, calling upon them in person if possible, or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m in some other way to learn the reason for their absence (Luke 15:4-6).

    6. Teach from the Word of God, using the lessons approved by the Christian Education Commission, teaching in accord with the distinctive doctrinal principles held by our church (Heb. 4:12

    7. Work out and follow a plan for personal growth as a teacher by including whatever opportunities are offered by the church, such as teachers' training classes and teachers' meetings (2 Tim. 2:15

    8. Cooperate with all fellow workers, serving for the greatest good of our church (Eph. 4:1-3).

    9. Be loyal to the pastor and program of this church.

Sign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ardening of the Categories: Why Theologians Have Opposed “New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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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tory Remarks: The following essay is taken from a larger work to be published by Zondervan in 2002, tentatively entitled, The Survivor’s Guide to Theology.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is to explore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looking at the study of theology, from epistemo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systematic perspective.

He also told them a parable: “No one tears a piece from a new garment and sews it on an old garment. If he does, he will have torn the new, and the piece from the new will not match the old. And no one puts new wine into old wineskins. If he does, the new wine will burst the skins and will be spilled, and the skins will be destroyed. No, new wine must be put into fresh wineskins. And no one after drinking old wine wants the new; for he says, ‘The old is good enough.’”

While Jesus spoke these words with reference to his bringing God’s more complete revelation of himself and the salvation he was about to accomplish, the final statement of the parable embodies a profound truth about human nature and existence. Human existence is essentially conservative. While at the onset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is statement may seem out of date as eyes are focused upon the future, it is nonetheless still true. Humanity is basically conservative in its outlook on life. The very existence of culture is a conservative force, keeping humans in touch with their heritage. Culture gives a sense of identity, belonging and stability. When the question revolves around God and things divine, when the question involves potential eternal destinies the conservative bent is all the stronger. This basic conservatism pulls against the call to bring all areas of knowledge under the Lordship of Christ.

Michael Bauman has vividly described the state that many (perhaps most) theologians fall into in their quest to lay hold of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Some theologians, however, being either unable or unwilling to pursue their quarry any further, become entrenched.... They learn to tolerate unremedied paradox when unremedied paradox should be shunned. Perhaps they do so because to them the prospect of going back (perhaps even to the beginning) is too unsettling and too daunting. Rather than striking out in a new direction, or pioneering uncharted territories in search of the doctrinal Northwest Passage they hunker down and plant settlements in comfortable valleys, having decided at last that they will never reach the sea, or even continue to try. They have forgotten that, in this case, it is better to travel hopefully and never to arrive than to settle prematurely. To that extent, then, their theological settlements are a failure of nerve. Fatigue and uncertainty have made it seem more desirable to plant roots than to look around one more doctrinal bend or to climb up and peer over one more theological hill. The spirit of pioneering thus gives way to the spirit of dogmatism.

Once a pioneer becomes a settler, he starts to build fences. Fences are soon replaced by walls and walls by forts. The pilgrimage has become a settlement, and those within the walls become suspicious of those without. Outsiders think differently, talk differently, act differently. To justify their suspicions, settlement theologians begin to think that they belong in doctrinal fortresses. They develop what I call the "Ebenezer doctrine." "Was it not the map of God—our Bibles—that led us here?" they ask. In one sense, of course, they are right. The Bible did in fact lead them this far. But not the Bible only. Their misreading of it is what led them into the valley of paradox. Their lack of strength and their insecurity led them to settle there and to build a fort. In despair of ever finding their way to the sea, and discouraged by the prospect of going back, they traded their theological tents for creedal tenements and their doctrinal backpacks for dogmatic bungalows. Traveling mercies were exchanged for staying mercies. That is because fortress theologians interpret the intellectual security they have erected for themselves as the blessing of God. The perceived blessing of God becomes to them the perceived will of God. "Hitherto the Lord has led us" becomes not only their reason for staying, but also for fighting. They become the victims of a besieged mentality nurtured on autointoxication. Those who settle elsewhere or not at all are perceived to militate against the truth of God. They must be stopped, the fortress dwellers believe. If the settlers had their way, none of us would reach the golden sea. Only there, on that distant shore, should we plant our flag, with an entire continent of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behind us and the ocean of infinity throwing waves at our feet. Only after we've seen the sun setting beyond a watery horizon, only after we've awoken to the smell of salt air and the sight and sound of sea otters playing on wet rocks, can we cease our theological quest, Lewis and Clark did not gain fame for quitting in St. Louis. Columbus did not turn back at the Canary Islands. Theologians who settle in the valley of paradox do not deserve acclaim. 1

The situation described by Bauman is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the history of theology. One of the three major Christian Communions, Eastern Orthodoxy, is as it were, frozen in time. It has admitted no theologic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death of John of Damascus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o attend an Orthodox service today is to be transported back in time nearly a millennium and one half. The liturgy is likely the same liturgy produced by John Chrysostom in the fifth century. In the minds of the Eastern Orthodox, “If it is new, it is heretical.” There can be no such thing as doctrinal development. All that is left is to preserve the faith once delivered to the saints. All who would advocate anything more than has been stated are regarded as heretics.

Catholicism & Copernicus & Galileo

The struggle between Galileo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re legendary and form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putation of hostility between theology and science. Galileo’s condemnation has been called the most notorious incident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2

During the lifetime of Galileo, Italy was in tumult. Rome had been sacked,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had collapsed and Spain dominated most of the Italian peninsula. The popular mind had responded to this loss of faith in the institutions by transferring their faith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princ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igning theology was that of Thomas Aquinas, who ha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roduced the medieval synthesis, self-consciously utilizing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to answer the pressing questions of the day. The then dominant but decaying Augustinian synthesis was replaced by the new paradigm that incorporated elements of Augustine (with the accompanying neo-Platonism), but also employing the perspective of Aristotle to answer questions heretofore not even imagined.

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 had formally adopted Thomism as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Church. The newly adopted synthesis breathed life in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which sought to meet the Protestant challenge. The Inquisition had published the Index of books banned in Catholic lands and authority was firmly in the hands of the Church. The Inquisition spawned by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sought to control the thought of Catholic Europe. The early 1600s saw produced a wave of ideological condemnation. “individuals and governors were considered subject to a single eternal system of justice based ultimately on eternal and divine law, of which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the sole guardian and interpreter.”3

In such a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in any field was automatically suspect as being a threat to the system, unless it could be shown to be otherwise. Galileo understood this and made every attempt to show that his discoveries were not contrary to the scriptures or a threat to the powers that be.

As the debate developed Galileo was attacked on both scientific and theological grounds. With trouble already brewing, Galileo in 1615 wrote A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setting forth his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 He had three essential points

    1. The Issue had been brought before the Roman Church based on faulty premises.

    2. Astronomical theories were not properly matters of faith.

    3. The new cosmology was indeed in harmony with the Bible if the bible were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ordinary exegetical principles long employed by the church, even though these principles were at variance with Trent’s literal emphasis.

Galileo insists that his opponents argue fallaciously appealing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but never understanding his arguments. He insists that “The Holy Bible can never speak untruth—whenever its true meaning is understood.”4 But the meaning is not always to be found in a simple literal surface reading of the text. The Bible uses figures of speech to communicate truth and the Holy Spirit inspired such language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m to the capacities of the common people, rude and unlearned as they are.”5 He boldly appeals to the “book of nature” as a revelation of God stating, “The Holy Bible and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proceed alike from the Divine Word. . . God is known . . .by nature in His works, and by doctrine in his revealed word.”6 Since nature is a genuine revelation of God discussion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ought to begin with experience of the universe and experiments drawn from nature, rather than from exegetical conclusions from scripture. The purpose of the Bible is not scientific but salvific therefore one would not expect the bible to speak at length on physical or astronomical themes. Galileo’s oft quoted aphorism, that The Bible was given to teach us how to go to heaven not how the heavens go, was in fact a paraphrase of a statement by Cardinal Baronius! Galileo quotes Augustine who warned against setting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against clear and evident reason. He argues that the job of the exegete is to interpret the text of scripture in its true sense that will ultimately be in accord with physical reality

With reference to the language of scripture he at one point argues that the biblical writers employ what would later be called phenomenological language. Conversely he also argues that the scientist must provide “conclusive demonstration” of a position before the theologian must ask whether to interpret a scripture in a non-literal fashion.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ealm addressed Scripture cannot be used against scientific statements demonstrated by the methods of science.

Despite this carefully reasoned position Galileo his argument was rejected. He was tried and convicted of heresy for claiming that the earth moved around the sun. The tribunal declared that the Copernican system that Galileo employed and the assumption of the motion of the earth “stupid and absurd philosophy.” He was forbidden to teach the Copernican system as true.

Galileo had a brilliant and insightful mind. He tried to keep within the strictures laid upon him by the Church. However, he had accumulated numerous enemies in the academic establishment over the years who had been stung by his conclusions. As Galileo again began publishing his enemies took advantage of the works and twisted their meaning before the Inquisition. His later work, once approved for publication was placed on the Index. He was again charged with heresy and eventually condemned and sentenced to prison. This sentence was eventually commuted to house arrest.7 The Church had made an authoritative pronouncement on science that would haunt it for over three hundred years.8

Galileo’s crusade was not simply for the Copernican system, but also to keep the church from making disputed scientific conclusions matters of faith. His goal was to keep science free from both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While much more could be said here with reference to Galileo, the point is that an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in this case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had constructed a worldview that allowed no new insight. That worldview, constructed in measure from Aristotelian philosophy, was wedded to divine revelation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nd the Church. But, they did not realize what they were doing. The theological construct was seen simply as Truth to be believed and defended at all costs.

Warfield, Princetonians and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n the Nature of Biblical Inspiration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rofound theological battles were taking place within American Presbyterianism. For over two hundred years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had stood as the touchstone of orthodoxy for those in the English speaking Calvinistic/ Reformed tradition. But during the last quarter centu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as increasing pressure to revisit the formulations of Westminster in light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the Bible arising from higher critical methodology, as well as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the created order because of discover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particularly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in the wake of Darwin. This impetus was met with profound opposition from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within the denomination who were convinced that truth was one and it was unchanging.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were led by the Princetonians.

Princeton Seminary had a proud tradition as an untiring defender of historic Reformation orthodoxy, which it equated with biblical orthodoxy. At the fifty-year celebration of Charles Hodge’s tenure at as a professor at Princeton Hodge made the claim that “a new idea never originated at Princeton.” While contemporary ears this would hardly hear this claim as a ground of boasting, to the faithful within the Presbyterian tradition it was an affirmation that Princeton held solidly to the faith with which it had been entrusted.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se words were uttered over 125 years ago, they still provoke a hearty “Amen” to a significant minority of those who in the new millennium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historic Calvinistic tradition.

To the Princeton mind, truth was objective and inviolable. There was no pressing need to discover new truths, since by and large the Princetonians believed that this is what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200 year tradition of Reformed scholasticism was all about - the rediscovery of the biblical gospel and its subsequent elaboration in the Reformed creeds and scholastic dogmatic systems. The Princetonians saw their task not as discovering "new truths" but the constant application of existing truth to the specific new situations.9

As a result of the push for a new simpler creed, battle lines were drawn. The conservative contingent was led by the Princetonians, particularly the massive and indefatigable figure of B.B. Warfield, arguable the greatest theologian produced in America since Jonathan Edwards. The fact that Warfield never himself produced a systematic theology stands as testimony to his view of truth and its unchanging nature. Warfield stood convinced that the Systematic Theology recently produced by his late mentor Charles Hodge was an unparalleled exposition of Reformed orthodoxy to which he could add nothing of substance. Instead he turned his great knowledge and intellect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ceived faith and during his lifetime produced ten volumes of material that endure to this day as a monument to his great breadth and depth as a scholar and a theologian. For Warfield, Westminster represented the apex, the pinnacle of all theological knowledge. It would broach no improvement. All other systems of theology were inferior and threatened the truth codified by Westminster. Hence all other systems were fair targets of his criticism, whether those systems be the historic enemy of Reformed theology, Arminianism, or the newer idealistic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and his followers, or some hybrid that attenuated the Calvin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man and sin as did so many of the “perfectionistic” teachings on the Christian Life that sprang up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opposition was centered at Union Seminary New York. Union Seminary had been founded in the 1840’s as a “New School” institution in response to Princeton’s “Old School” theology, and had been theologically avant garde since its inception. Many Union professors studied in Germany where they drank of the well of idealism and of higher critical thought.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think of Union Seminary as liberal in the formal sense of the term as defined in the chapter in this work on Liberalism. They were liberal in spirit and outlook, not necessarily theology. They did not hold rigidly and defensively to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as did the Princetonians. They tended to be open minded and willing to examine the new theological currents flowing and incorporate what they saw as valid into their own perspectives. Particularly, higher critical thought took root at Union Seminary, and one of its most ardent propagators was Old Testament Professor, Charles Augustus Briggs. For nearly fifteen years there was an uneasy truce between Princeton and Union. During the 1880’s there was even a joint publication, The Presbyterian Review edited by a Representative from Princeton, first A. A. Hodge, and finally B. B. Warfield, and a representative from Union, Charles Briggs. While the journal had been envisioned as an undertaking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agonistic faculties, the history proved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Early in the life of the journal Hodge recognized that the question of biblical criticism and the doctrine of Inerrancy were at the center of the denomination’s theological attention. Hodge and Briggs agreed to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subject of biblical criticism with each article being penned alternately by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inceton and then the Union faculty. The first article in this series, “Inspiration” was jointly written by A .A. Hodge and B.B Warfield. This article becam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derstanding of the doctrine of Inerrancy. Briggs responded in the following issue with an article entitled "Critical Theories of Sacred Scriptures in Relation to Their Inspiration,"10 . It is significant that despite the acrimony of the parties in the debate over the nature of inspiration and inerrancy, even A. A. Hodge admitted to Briggs that the question of errorlessness in the modern scientific sense of the term was not before the minds of the Westminster divines, and that while the language as a whole in his opinion favored errorlessness, it did "not explicitly and in terms exclude the other view--so that the view which admits errors cannot be proved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Confession . . ."11

Briggs remained a thorn in the side of the conservatives and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creased. A decade later Briggs was transferred to the chair newly endowed Edward Robinson Chair of Biblical Theology at Union Seminary. Briggs inaugural address became the focal point of conservative attention and consternation. The tone of the address was one of a declaration of war on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and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responded with charges of heresy.12 There were six charges, drawn up by Warfield himself. All but one involved biblical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The New York Presbytery twice dismissed the charges. The denomination insisted Briggs be tried. As a result Briggs was tried for heresy and acquitted. The prosecution then appealed the verdic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1893, which convicted Briggs and defrocked him.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scussion, there are several observations that need to be made. The issue at hand is not whether Briggs’ position was heretical or not. Rather the issue is the mindset of the conservatives. During the controvers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octrinal definition and tightening going on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camp. As noted above, a decade before the heresy trial A. A. Hodge, one of the architects of the modern doctrine of inerrancy, indicated that while he disagreed with Briggs’ position on biblical infallibility, he recognized that Briggs position fe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wording of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This notwithstanding, the doctrine of Inerrancy was conceived as so central to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historic Reformed orthodoxy that in 1893, the PCUSA (the nor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adopted the “Portland Deliverance” which became the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s statement on biblical authority, and insisted that all ordained into the Presbyterian ministry agree to the new tighter terms of subscription.13

The conviction of Briggs was followed by the conviction of several others on heresy charges, while others still rather than stand trial withdrew from the denomination. In the short run, it appeared that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had staved off theological liberalism within the denomination. But the reality was something else again. The issues that drove the non-traditionalists did not go away. In 1909 the Auburn Affirmation was adopted. It was a theological manifesto by the non-conservative forces, by now far to the left theologically of those convicted of heresy in the 1890s. The demands for change were again clamoring within the denomination. Ultimately the conservatives forces led by Princeton lost the battle as it was overwhelmed by the rising tide of new perspectives and the Nor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drifted from its Reformed root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The mid to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s the rise of a situation that in many ways parallels the Catholic Church’s confrontation with Galileo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is time however the antagonist in this controversy is not a long established tradition with official church sanction at some council. Rather it is a position that is out of harmony with historic Protestantism and propagated by those of essentially fundamentalist persuasion. That issue 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As the term is used by its adherent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does not have reference to God as the ultimate creator of all who may have used various means and methods to accomplish his creative activity. Rather, as normally employed the term refers to a literal surface reading of the text of Genesis 1 through the eyes of Baconian inductivism to conclude that the earth was created recently (on the scale of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nd in six literal twenty-four hour days rather than in the ancient past, (billions of years ago). While having no formal authority, those espousing the “scientific creationist” position have marshaled a popular publication and PR campaign that has spread their doctrine as the only orthodox Christian position. Within the pews of a majority of evangelical churches the average layman has no idea that any other position is held by evangelical scholars and theologians.

    Background

While it is common to assume that Darwin’s 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was met with immediate and implacable hostility from the conservative Christian community, such is simply not the case. Far from universally decrying Darwinism as simply atheism,14 when his 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was put forth, many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Christians, both scientists, exegetes and theologians saw the hypothesis as a viable explanation of the means that God might have used to accomplish his task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osmos.15

Evangelical Scienc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ollowe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Reformers and the Puritans. They saw two books of divine revelation, the written word, the Scriptures, and the book of nature, discovered by scientific inquiry. Since God was the author of both books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two to be in conflict. While the Bible provided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to interpreting life and creation, this book of nature informed the theologians and biblical interpreters in their labors and conclusions.16 As early as 1812 Archibald Alexander, the first professor of Princeton Seminary declared in his inaugural address, “Natural history, chemistry, and geology have sometimes been of important service assisting the Biblical student to solve difficulties contained in Scripture; or in enabling him to repel the assaults of adversaries which were made under the cover of these sciences.”17 Charles Hodge took the arguments even further in his journal the Biblical Repository and Princeton Review. In an article appearing in 1863 Joseph Clark recognized the necessity for the Christian scientist to pursue inductive conclusions without precommitments to the “teachings” thought to be found in the scriptures. He pointed out how earlier Christians had concluded that the bible taught a “flat earth” and how that interpretation had been abandoned in light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mportantly, he insisted that this kind of adjustment in no way undermi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Scripture or its divine inspiration.18 While not all agreed with Clark and he came in for criticism even in the press, Hodge was even more adamant in a response to criticism of Clark’s position, he contended:

Nature is as truly a revelation of God as the Bible; and we only interpret the Word of God by the Word of God when we interpret the Bible by science. As this principle is undeniably true, it is admitted and acted on by those who, through inattention to the meaning of terms, in words deny it. When the Bible speaks of the foundations, or pillars of the earth, or of the solid heavens, or the motion of the sun, do not you and every other sane man, interpret this language by the facts of science? . . . Shall we go on to interpret the Bible so as to make it teach the falsehood that the sun moves around the earth, or shall we interpret it by science, and make the two harmonize?19

A host of evangelical scientists and theologians adopted the position advocated by Hodge. These theologians and scientists by no means agreed with one another on specific issues. In fact disagreements were often heated. These disagreements notwithstanding there wa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that prope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ology could not be done without input from the best scientific findings available.20

Yet with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 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necessity of scientific input and assistance in prope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was sacrificed on the altar of biblical authority. It was within the context of fundamentalism that the reformation credo of Sola Scriptura was transformed into nuda scriptura.21 In this fundamentalists betrayed their reformation and evangelical heritage and unwittingly fell into the form of Manichaeianism.22

The Rise of Scientific Creationism.

Surprisingly the roots of creation science are not to be found in evangelicalism, but in Seventh Day Adventism in the teachings of George McCready Price who in 1923 published The New Geology arguing that a simple “literal” reading of the book of Genesis revealed that God created the cosmos in six literal twenty-four days between six and eight thousand years ag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earth was to be explained by a worldwide flood in the time of Noah. This book had little influence outside Adventist circles except in the very conservative Missouri Synod Lutherans, and among a few fundamentalists.23 In the early 1940s some “flood geologists” tried to convince the 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 of their conclusions, but failed. The flood geologists continued without measurable success to advance their agenda.

However in the late 1950’s John C. Whitcomb, Old Testament Professor at Grace Seminary in Winona Lake Indiana, and Henry M. Morris, a hydraulic engineer had both reacted negatively to Bernard Ramm’s Christian View of Science and the Scriptures. In this work Ramm had confronted the fundamentalists failure to read the Scriptures in light of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ir naive Baconian hermeneutics. Whitcomb and Morris joined forces to pen The Genesis Flood (1961). In this work, Whitcomb and Morris adopted Price’s logic and argumentation wholesale but gave it a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theological and scientific expression. The book was an immediate success and has continued to sell well for nearly forty years. The success of the work spawned the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the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and Britain committed to the position. Their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 has been so successful as to get “equal time” laws passed in Arkansas and Louisiana.

The Literal hermeneutic.

Foundational to the program of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and fundamental Christian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has been the commitment to the literal truth of the Bible. The particular cast of this assumption while arising out of a rejec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program, is paradoxically also itself a product of the enlightenment, particularly the philosoph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work of Thomas Reid and Common Sense philosophy/epistemology. While most analys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race its development from Decartes down through Hume to Kant, few recognize that there was an intellectual bifurcation in the reaction to Hume’s skepticism. The major stream followed Kant and his phenomenology, but another smaller but still significant stream followed the Scottish Philosopher, Thomas Reid who responded to Hume with a view of reality based upon a realistic, a naively realistic epistemology which came to be known as Common Sense, or Scottish Common Sense. It was this Common Sense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that formed the warp and woof of the fabric of the American psyche from the late 1700’s until it was overwhelm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a century later. It was Common Sense that gave the American his no nonsense practical view of reality. It was also Common Sense that gave nineteenth century evangelicalism its mindset that the bible could be approached and known apart from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context. The Bible was immediately and profoundly the Word of God in a straightforward common sense manner. It was addressed directly to the contemporary hearer. It was not a book for scholars but a book for the people. R.A. Torry summed up this approach to the Scriptures, “In ninety nine out of one hundred cases the meaning that the plain man gets out of the Bible is the correct one.”24 Another aphorism concerning literal interpretation commonly heard stated, “If the plain sense makes sense seek no other sense.”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literal truth of the Bible led to corollarie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was the doctrine of the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25 The doctrine of the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 itself had arisen during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sense had always been that the salvific message of the Bible is clear, clear enough even for a child to grasp it. However, coupled with this clarity was the recognition of depth of meaning within the text, a depth that could not be plumbed even by the most learned scholar. However when appli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mon Sense, the Bible was democratized and opened for all men and women to interpret independent of any tradition, history scholarship or literary context.

When it came to the issue of Science,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nward Protestant Christians had sought to show a harmony of science and the Bible and that Christianity was truly scientific. As one read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pologists, one finds them operating under Baconian principles of induction from the “facts.” One might say that this was the “Joe Friday” approach to apologetics. Let th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 apart from any speculative theory.

However the explos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laced a strai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ble (interpreted through Baconian lenses) and science. The harmony seen in earlier centuries was seemingly shattered. However, many believers still held to the assumption that, contrary to prevailing opinion, science, properly done, still supported the scriptures. But this support was a one way street. Science was only valid if it supported the receiv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t was not an aid to understanding and nuancing Scriptural understanding. Scripture stood supreme over and against science and reason. When the two came into conflict, trust had to be placed in the Bible. Henry Morris made this clear in his 1946 work, That You May Believe. Morris asserted that he would accept the Bible “even against reason if need be.”26

The nature of the Bible was understood to be Truth, absolute divine Truth. That truth was not dependent upon genre or context or original audience. The Bible was to be interpreted in a common sense fashion because it “in no way does violence to common sense and intelligence.”27 Henry Morris particularly applied this common sense hermeneutic with his engineer’s mind to the scripture and found scientific truths that had lain hidden in the text for millennia. Such truths as “the stars cannot be numbered,” and the hydrological cycle were deduced from allusions in the psalms and put forth as evidence of the scripture’s scientific accuracy. The Bible’s accuracy is asserted to be of the level of precision as that of a twentieth century scientific journal. Marsden notes of this mindset, “Scholars from other (Christian) traditions might find such thinking incredible and surely to involve applying linguistic standards of one age to another. Nonetheless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n our age such thinking is widely regarded as common sense.”28

Whitcomb and Morris assert “the complete divine inspiration and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 believing that a true exegesis thereof yields determinative Truth in all matters with which it deals.”29 The Truth referenced here means the scientifically accurate facts contained in the Bible. This view of biblical authority has its roots in the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rticularly that of scholastic Lutheranism. It is no accident that in the founding of the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in 1963, nearly one third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were Missouri Synod Lutherans. The insistence on the divinity of the scriptures obscured any humanity involved and actually fell into a docetic attitude with reference to the bible which did not and does not recognize in any substantial measure the humanity and historical nature of the revelation given therein. The bible becomes a book of “facts” fallen out of heaven from which Truth is to be mined.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 intellectual ground was already prepared by the worldview Common Sense generally of fundamentalism and evangelicalism particularly for creation science to take root and flourish.30 The fundamentalist heritage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made the straightforwar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ical text vis--vis origins an attractive option and major evangelical seminaries and Bible colleges were increasingly found to support the particular version of origins espoused by “creation science.”

    Creationist Historiography

David Livingston has observed, “The way in which any group deals with the burden of its history—whether casually dismissing it, slavishly guarding it, or capriciously manipulating it—reveals much about the way it perceives itself.”31

Some creation scientists have dealt with opponents of their position by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evangelical conviction. The treatment of Asa Gra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vangelical botanist and Harvard Professor at the hands of Bolton Davidheiser is instructive here. Davidheiser making the standard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 rejection of evolution, observes if Gray, “It turns out that Asa Gray is a very questionable example of an evangelical Christian. But he is a good example of a person who has a Christian testimony and who is used by the evolutionists to influence other Christians to accep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32 Davidheiser deals with the great conservative Scottish Presbyterian theologian James Orr similarly:

Dr. Orr had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thrust upon him and he had to deal with it. He seems to have been convinced that the scientists had proved evolution to be true and that he had to do the best he could with it. He should not have capitulated so easily and if he had not, he could easily have shown tha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the Bible are incompatible. Although the Bible gives a clear answer, we have something in addition which James Orr did not have, and that is a knowledge, based upon experience, that the espousal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leads to compromises which in turn lead to liberalism, modernism and a repudiation of the gospel.33

Henry Morris goes further than Davidheiser and characterizes individuals such as Orr, B.B. Warfield, and A.H. Strong “as part a chronicle of pervasive theological apostasy.”34 He even accuses the great Augustine, father of all western theology of representing the “old compromising types of exegesis used by the early theologians.”35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eation scientists have published works that celebrate Christians who were scientists. But these works have strange twists. For example, Morris’ Men of Science, men of God (1982) written with a self-confessedly “evangelistic thrust and motivation” is a chronicle of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scientists who professed Christianity and “believed that the universe, life, and man were directly and specially created by the transcendent God of the Bible.”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men whose theology is decidedly “unorthodox” by Morris’ own standards make it onto his list. He places men like theistic evolutionist James Dana, but neglects to include Asa Gray. He includes J.W. Buckland (a proponent of the day-age theory) and describes Buckland (a uniformitarian) as a “strong creationist.” He includes Virchow but fails to mention his commitment to neo-Lamarkian evolution. He also includes Louis Agassiz and Gregor Mendel, both prominent members of non-evangelical Christian Communions. The work is a strange mixture. Morris uses his sources selectively, and includes individuals whose doctrines are denounced in other creationist literature as ranging from fraudulent to Satanic. Moreover, by excluding many prominent evangelical scientists who were theistic evolutionists he is presenting a false impre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angelicalism and evolutionary thought.

Not only have the proponents of Creation Science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promoting their position among the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community, they have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successfully rewritten history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ir version of origins is the version that has always characterized evangelicalism. In an age when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s being undertaken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by those of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 who deny trut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own agenda, it is at least troubling to see those who claim to be committed to truth playing fast and loose with the data, reshaping it not to serve Truth but to give their interpretation a false legitimacy.

    The All or Nothing Mindset

While the position of those holding to the doctrines of “creation science” does arise from a surface reading of the text apart from any other study, the response to those who do not agree with the position is very telling. While this discussion has not focused upon evolution, this is the fear at the heart of “creation science.” They perceive a dualism. Either six-day literal creation by the transcendent and Almighty God as presented in Genesis, or materialistic evolution. They perceive no other options. To admit any degree of evolution even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God is to give away the store. So important is this doctrine that no variation in understanding can be tolerated. Those who disagree are subjected to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A common occurrence for those who do not agree is to be charged with apostasy, and/or to have the validity of their own faith challenged.

From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literal recent creation has been elevated to a fundamental of the faith. This is not hyperbole. When in 1978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Biblical Inerrancy was formed, Henry Morris was present and lobbying to have a statement of recent creationism inserted into the doctrinal statement. The founding council, rather than accede to Morris’ position polled the founding membership consisting of pastors scholars and theologians who affirmed the doctrine of Inerrancy and discovered, despite the popular acceptance of the position, the founding membership held over thirty discrete posit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one. Only one of these positions involved a six-day recent creation.

As with the incidents discussed earlier, we see an opposition among the conservative mainstream to new discoveries, learning and knowledge. While it might be easy to cast aspersions in each case, that would not serve the current purpose. These cases have been set forth as anecdotal examples of a tendency that is present in each individual who studies theology. That tendency is to identify ou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with the truth itself. That understanding becomes so tightly held that there is the irrational fear that reality itself will come unraveled if we are to change our position or open our minds to new perspectives. One might even charge that with some degree of accuracy that the inability to separ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ruth from TRUTH itself is a claim that we have, at least on this issue th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God himself.

Knowledge, Orthodoxy and Obscurantism.

Bernard Ramm, in his work After Fundamentalism, observed that the Enlightenment was an intellectual watershed for theology. Liberal Theology capitulated to the Enlightenment and lost its message as anything distinctively Christian. In contrast to the Liberal accepta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program, conservative theology rejected the Enlightenment but in that objection became obscurantist.36 While the issue is a bit more complex than Ramm implies,37 the basic observation is on the whole accurate.

Obscurantism is defined as a rejection of or opposition to enlightenment. The question becomes, “Is refusal to admit new insight and perspectives in one’s understanding obscurantist?” Oxford Professor Charles A. Whittuck contends that obscurantism is a primary temptation for those of religious conviction, if for no other reason that it is found more in religion than anywhere else.38 The term was used during the Renaissance of those who opposed the new learning, 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Catholicism of those who desired to preserve the medieval Catholic Church unchanged.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some of the extremely conservative Mennonite communities, such as the Amish could be considered obscurantist on their very face. Another example would be Muslim Fundamentalism. Other examples while not so blatantly obvious, yet can be profoundly pervasive. The adage “I know what I believe, don’t confuse me with the facts,” describes in a nutshell the obscurantist mentality.

The Enlightenment brought a profound and massive shif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knowledge is obtained. The model for knowledge became the scientific method with its insistence on critical examination to verify received knowledge to see if it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public evidence (as opposed to pretended authority, e.g. the Church, or the Bible) to be accepted of truth. The emphasis on modern knowledge does not imply that the conclusions are right, rather the focus is upon a methodology by which knowledge is obtained.39 Modern learning involv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critical inquiry that looks for evidence rather relying on tradition and credulity.

Obscurantism involves a denial of modern learning/critical inquiry. It is the attitude that characterizes those who believe that the modern world and its methods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its conclusions threaten their beliefs. In either its secular or religious form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factors

    1. It is selective in that the obscurantist lives in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that can neither be denied nor ignored. The obscurantist must select elements that he accepts in order to liv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2. It is hypocritical in that the obscurantist uses the techn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to promote obscurantist beliefs.

    3. It is systematic. At any point where a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may undermine an obscurantist position, the modern learning is denied.40

The charge of obscurantism against fundamentalism and evangelicalism is perhaps given some legitimacy in that in the wake of the fundamentalist-modernist controversy 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amentalists withdrew from the larger world of theology and separated themselves from the “spiritual apostasy” of the “liberals.”41 The literature produced by the fundamentalists and early evangelicals gained no hearing outside the evangelical-fundamentalist ghetto, not primarily because it espoused historic orthodox conclusions but because it did not use critical methodology to sustain its conclusions.42

Orthodoxy and Orthodoxism

Over a century ago Charles Briggs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rue and false orthodoxy. He gave the label “orthodoxism” to a form of orthodoxy that “assumes to know the truth and is unwilling to learn; it is haughty and arrogant assuming to itself the divine prerogatives of infallibility and inerrancy; it hates all truths that it unfamiliar to it and persecutes it to the uttermost.”43 By contrast he contended, “orthodoxy loves the truth. It is ever anxious to learn, for it knows how greatly the truth of God transcends human knowledge. It follows truth, as Ruth did Naomi, wherever it leads. It is meek lowly and reverent. It is full of charity an love. It does not recognize an infallible pope. It does not recognize an infallible theologian. It has one only teacher and master—the enthroned Savior, Jesus Christ—and expects to be guided by His Spirit into all truth.”44 Briggs contended that no one is totally orthodox save God alone. All human understanding involves some degree of heterodoxy.

This understanding did not however open the door for subjectivism, with each individual determining truth for himself or herself. Rather

There must be some objective standard, some comprehensive statement by which the relative orthodoxy of man may be estimated and measured. The absolute standard of human orthodoxy is the sum total of truth revealed by God. God reveals truth in several spheres; in universal natur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mankind, in the history of our race, and in the sacred Scriptures, but above all in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If a man has mastered this entire revelation of the truth, all that scienc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the sacred Scriptures and Jesus Christ can give him, then and only, he may claim to be entirely orthodox.45

Until the time that such a condition might be achieved, the orthodoxy of any individual will be partial and incomplete. The refusal to learn and accept and appropriate growing understanding from all of God’s revelation renders an individual heterodox because that individual has rejected truth gleaned from God’s revelation.

Any man or church that refuses t accept the discoveries of science or the truths of philosophy or the facts of history, or the new light that breaks forth from the Word of God to the devout student, on the pretense that it conflicts with his orthodoxy or the orthodoxy of the standards of his church, prefers the traditions of man tot he truth of God, has become unfaithful to the calling and aims of the Christian disciple, has left the companionship of Jesus and His apostles and has joined the Pharisees, the enemies of truth. . . . A traditional attitude of mind is one of the worst foes to orthodoxy.46

It might be easy to reject Briggs assertions as the conclusions of a heretic. However the true picture is much more complex. First of all, , the words of Briggs have been echoed by numerous evangelical scholars and theologians over the past century who have no taint of heresy in their history. Secondly, within a decade of Briggs’ conviction of heresy by the Nor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members of the prosecuting committee were hailing Briggs as a defender of the faith!47 A strange situation to say the least. What in fact happened is that in the ensuing decade following Briggs’ conviction of heresy the focus of theological debate had shifted from the doctrine of inspiration and inerrancy to the doctrine of Christology and the virgin birth. While Briggs rejected inerrancy, he was an ardent supporter of historic Christology and regularly defended the doctrine of the virgin birth in print and in debate.

Extra Confessional vs. Contra-Confessional belief

When we speak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we divide all theological knowledge into two camps. That which is true and that which is false. This type of division while common, is both simplistic and misleading. And in fact seriously distorts the issues under discussion.

First, we must examine the nature of orthodoxy. Simply defined it means a “right belief.” But right according to what standard? Therein lies the rub. If we are to use the word with any modicum of integrity “orthodoxy” must mean something broader than, “what I was always taught.” If this is so, what is that broader reference? Evangelicals, particularly those of a baptistic persuasion often insist that there be no creed but the Bible. But here again we fall into the same problem as referenced above. The Bible as interpreted by whom? So the standard of orthodoxy must be narrower than a general affirmation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we find ourselves looking at the historic faith of the church as some kind of a touchstone of what is genuinely Christian and therefore orthodox teaching and what is not. The place where this teaching is distilled is in the historic creeds of the Church.

Another issue arises here. That is the question of a belief that is held which has not been addressed in the historical articulation of the faith. We might call this extra-creedal, or extra confessional belief. Is it permissible for someone to hold and teach beliefs that have not been addressed in the creeds of traditional confessions? Would such a teaching not in and of itself be heretical? The answer is, “Not necessarily.” The issue involved is not the novelty of a position, that is that the teaching has never been articulated before, or at least been articulated in the form one now finds it. The issue is does the teaching conflict with the received body of truth as experssed in the consensus of the historic creeds. Under this definition much that is called heresy does not fit the formal criteria.

Another twist in this discussion is how do we apply the charge of heresy? While the definition given by the Miriam-Webster dictionary s.v.. heresy 2b “an opinion, doctrine, or practice contrary to the truth or to generally accepted beliefs or standards.” Is perhaps the operative definition for most individuals when they invoke the charge, this definition is too general to be of any value in theological discussions. The definition given under 1a “adherence to a religious opinion contrary to church dogma.” However is relevant at this juncture. To develop this a bit further, for one to be considered a heretic one must as a member of a particular Christian communion hold a view practice or belief that is contrary to the dogma of the communion to which one belongs. The case of Charles Briggs provides a good example here. Briggs was adjudged to be a heretic in the Nor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for his denial of the doctrine of inerrancy. However, after he was expelled from the Nor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he joined the Episcopal Church, a communion that did not formally and officially embrace the doctrine of inerrancy. As a member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Briggs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heretic, while the Presbyterians would regard him so.

To put this another way, heresy is an internal judgment applicable to those within a communion and based upon the doctrinal commitment of that particular communion. For a Protestant to accuse a Roman Catholic or an Orthodox Christian of heresy because of his or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justification, is to mis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heresy. The Roman Catholics and the Orthodox have never subscribed to the Protestant understanding and have never dogmatically been subject to creedal statements that spell out the Protestant understanding of the justification.

Alister McGrath has suggested that ultimately heresy must involve a denial of the person and/or work of Jesus Christ.48 In fact the ancient heresies did just this. Christianity is centered around the redemptive work of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Any teaching that compromises either the integrity of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in his deity or in his humanity, or a position that compromises the necessity or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alvation of humanity is a fundamental error that left unanswered and allowed to stand would compromise the very fabric of the faith itself and reduce Christianity to little more than a philosophy rather than a faith involving divine redemption.

The Apostle commands that believers contend for the faith once delivered to the saints. However that faith was not the theology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Lutheran or Reformed, nor was it Baptist, nor was it Roman Catholic or Orthodox. The earliest formal systematic expression of the faith that we have is perhaps Irenaeus’ 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C. AD 200). A quick perusal of that work reveals how simple yet sophisticated that Apostolic kerygma is. That faith was what C.S. Lewis calls Mere Christ-ianity. The form that that Christianity takes in a par-ticular place and time changes. But the substance must remain. The new need not and must not be feared if it does not compromise the essence of the faith, a faith centered on the person and work of Jesus Christ. Orthodoxy, right belief is based upon knowledge, knowledge of God, his world and his creation. As such must always remain open to learn and grow. It must be a progressive orthodoxy adapting to meet the challenges it faced, rather than a defensive orthodoxism, frozen in time and perspective no longer able to speak to the world in which it finds itself.

    Conclusion

A dynamic of controversy has often surrounded theological change. We have seen anecdotally that the approach to new ideas and doctrines is often one of reaction and rejection based on appeal to a traditional authority structure, rather than an engagement of the issues at hand. While it is not my purpose to prove that this can’t work, I would contend that in a world where there is public access to knowledge, it simply doesn’t work. This approach may win the battle, but it will lose the war.

On the other hand another strategy has been that of marketing. This is the strategy of the Scientific Creationists. They have simplistically interpreted the scriptures and broken the argument for recent creationism down into an oppositional framework, admitting only two mutually exclusive extremes. This is naive at best. But I would argue that this strategy is motivated out of fear and involves patent intellectual dishonesty, ad hoc argumentation and intellectual special pleading that would never gain a hearing in any debate where the laws of logic and rules of evidence are applied.

In each case presented there has been a precommitment to a philosophical system that has led to an unrecognized and unacknowledged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message. In the case of Galileo, that contextualization came through the melding of the Bible and Christianity with Aristotelian philosophy, In the case of the Northern Presbyterians (in their opposition to Briggs) and the Scientific Creationists that contextualization involved an uncritical acceptance of Baconian inductivism and Scottish Common sense as a the basis of their worldview. In each case the combination of an uncritical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ical precommitment blinded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other possibilities, and threatened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community as it perceived itself.

A key quality that any good theologian must develop is an ability to recognize a disjuncture between Truth, and “my understanding” of that truth. The theologian must become self-critical and critically aware of his or her own presuppositions. The failure to recognize this simple fact has led to no end of mischief and brought great shame and dishonor on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as battles have been waged not over the truth itself but over parochial understandings of truth.


1 Michael Bauman, Pilgrim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20-21.

2 Charles E. Hummel, The Galileo Connection (Downers Grove: IVP, 1986), 103. Much of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is drawn from Hummel , 103ff.

3 William R Shea, “Galileo and the Church,” in Lindburg and Numbers, God and Nature, chapt.4. quoted by Hummel.

4 105.

5 Ibid.

6 Ibid.

7 To see a good summary of the debate and the eventual condemnation of Galileo see Charles Hummel, The Galileo Connection, (Downers Grove: IVP, 1986) 103-125.

8 It was not until the 1960’s that the Catholic Church formally issued an apology to Galileo!

9 Kim Riddlebarger, Fire & Water, A Princeton apologist still helps us see why Calvinism and Arminianism simply don't mix http://www.alliancenet.org/pub/mr/mr92/1992.03.MayJun/mr9203.kr.FireWater.html

10 The Presbyterian Review 2 (1881):550-79.

11 B. T., A. A. Hodge to CAB, vol. 6, p. 18.

12 For a full account of Briggs life see Max Gray Rogers, “Charles Augustus Briggs: Conservative Heretic” Ph.D. dissertation, Colombia University, 1965. University Microfilms.

13 This practice had been employed at least once before, after the Civil War. At that time Charles Hodge had vociferously objected to the illegality and immorality of the practice of after the fact changing of the rules of subscription. He moreover denied that a general assembly had the power to tighten the terms of subscription to the received creed. The Rights of Presbyteries Not to be Annulled by Any Assumed Authority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ir Relations to Each Other Defined by Dr. Hodge in the Princeton Review, New York: Anson D.F. Randolf & Co, 1896 (reprint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appearing in the Princeton Review, July 1865)

14 This was the conclusion of Charles Hodge,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but his successors at Princeton, particularly B.B. Warfield, the architect of the modern doctrine of inerrancy disagreed and saw evolution as a means by which God had brought creation to its present state.

15 David Livingston’s Darwin’s Forgotten Defende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is an admirable study documenting the support for Darwin’s theory among even the Princetonians, including Warfield himself, the architect of modern inerrancy teaching.

16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182.

17 Ibid.

18 Hodge defended the position taken by Clark saying that it was all but self-evident that the tested conclusions of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should be brought to bear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19 Noll, 183-4.

20 Noll, 185

21 Sola Scriptura had from its inception meant that the Bible was the final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faith and practice. Fundamentalism, sometimes implicitly, sometimes explicitly made scripture the only authority. And in some cases taught that the Bible was over and against all human authorities and wisdom, especially the pronouncements of science.

22 Noll, 188.

23 Ibid., 190.

24 Cited by Marsden, Understanding Fundamentalism and Evangelical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165.

25 See glossary.

26 quoted by Marsden 163.

27 Morris cited by Marsden 163

28 Marsden 165.

29 The Genesis Flood, xx.

30 See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123-145) for an excellent descrip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character of Evangelicalism..

31 David N. Livingston, Darwin’s Forgotten Defende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170. Much of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is drawn from Livingston.

32 Ibid., 170

33 Bolton Davidheiser, Evolution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Nutley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38-39.

34 Morris, History of Modern Creationism (San Diego: Master Book publishers, 1984), 39.

35 Ibid., 37.

36 As the intellectual ethos of society has moved into the postmodern era, the Enlightenment has become an intellectual whipping boy, in much the same manner as the medieval era was for the Renaissance. Yet, for all the faults and hubris of the Enlightenment agenda, it’s program also advanced human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n a manner heretofore unimagined. The Enlightenment agenda set the stage for the Modern world, and even the advent of Postmodernism has not nullified its legitimate insights.

37 Nancey Murphy (Beyond Liberalism and Fundamentalism) has observed that there was a split in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following David Hume. The major portion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followed Immanuel Kant’s phenomenology, while a significant but smaller stream followed Thomas Reid’s Common Sense. So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conservative theology also fe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nlightenment ways of thought.

38 Charles A. Whittuck, “Obscurantism, ”Hastings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vol.9, 442-443. Cited by Ramm After Fundamentalism, 19.

39 The emphasis on modern learning does not imply that the conclusions are right, but the focus is upon a methodology by which knowledge is obtained. Basically this involv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critical inquiry that looks for evidence rather relying on tradition and credulity.

40 Ramm, After Fundamentalism, 19.

41 These terms are in quotation here because the situation was actually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e fundamentalist theologians and preachers perceived. There was in fact a large contingent of theologians who accepted the critical methodology flowing out of the enlightenment but remained essentially conservative and orthodox in the broader historical sense in their theological outlook. The Fundamentalists saw this group as simply liberal since they rejected (on supposed evidence)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biblical authority arising out of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42 Mark Noll had chronicled the evangelical abandonment of serious intellectual work in his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Here Noll laments the fact that evangelicalism excused itself from the world of intellectual pursuits and abandoned that world to the liberal and secular communities. The fundamentalist and evangelical communities adopted wholesale an anti-intellectual mindset that still characterizes it as a movement. (see particularly 122-145).

43 Charles Augustus Briggs, Whith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9) 7

44 Charles Augustus Briggs, Whith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9) 7.

45 Ibid., 8.

46 Ibid., 9.

47 See, M. James Sawyer, Charles Augustus Briggs and Tensions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Theology (New York: Mellen University Research Press, 1994)

48 See Alister McGrath, Studies in Doctrin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7), 467-472.

Related Topics: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History

O Evangelho segundo B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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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 revisão de 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1, de Bart D. Ehrman

Para a maioria dos estudantes do Novo Testamento, um livro sobre crítica textual é uma real chatice. Os detalhes tediosos não são matéria para um bestseller. Mas desde a publicação em 1 de Novembro de 2005, Misquoting Jesus2 tem circulado mais e mais alto até o pico de vendas da Amazon. E já que Bart Ehrman, um dos líderes da América do Norte em crítica textual, apareceu em dois programas da NPR (o Diane Rehm Show e Fresh Air com Terry Gross) – ambos em um espaço de uma semana – ele tem estado entre os primeiro cinquenta mais vendidos na Amazon. Em menos de três meses, mais de 100000 cópias foram vendidas. Quando a entrevista de Neely Tucker a Ehrman no The Washington Post apareceu em 5 de Março deste ano as vendas do livro de Ehrman subiram ainda mais. O sr. Tucker falou de Ehrman como um “estudioso fundamentalista que vasculhou tanto as orígens do Cristianismo que ele perdeu sua fé.”3 Nove dias depois, Ehrman era a celebridade convidada no The Daily Show de Jon Stewart. Stewart disse que vendo a Bíblia como algo que foi deliberadamente corrompida por escribas ortodoxos fez da Bíblia “mais interessante… quase mais divina em alguns aspectos.” Stewart concluiu a entrevista declarando, “Eu realmente te parabenizo. É um baita de um livro!” Em menos de 48 horas, Misquoting Jesus chegou ao topo da Amazon, ainda que somente por um curto período. Dois meses depois e ainda está voando alto, ficando entre os 25. Ele “se tornou um de meus bestsellers mais improváveis do ano.”4 Nada mal para um tomo acadêmico em uma matéria “chata”!

Porque todo o alvoroço? Bem, por uma coisa, Jesus vende. Mas não o Jesus da Bíblia. O Jesus que vende é aquele que é saboroso ao homem pós-moderno. E com um livro entitulado 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uma audiência disponível foi criada através da esperança que haveria novas evidências que o Jesus bíblico é uma imaginação. Ironicamente, quase nenhuma das variantes que Ehrman discute envolve palavras de Jesus. O livro simplesmente não entrega o que o título promete. Ehrman preferiu Lost in Transmission, mas a publicadora achou que tal livro seria percebido pelo pessoal de Barnes e Noble como relacionado a corridas de stock car! Mesmo que Ehrman não tenha escolhido o título resultante, ele foi uma jogada de marketing.

Mais importante, este livro vende porque ele apela ao cético que quer razões para não acreditar, que considera a Bíblia um livro de mitos. É uma coisa dizer que as histórias na Bíblia são lenda; outra bem diferente é dizer que muitas delas foram adicionadas séculos depois. Apesar de Ehrman não dizer bem isto, ele deixa a impressão que a forma original do Novo Testamento era bem diferente dos manuscritos que nós lemos agora.

De acordo com Ehrman, este é o primeiro livro escrito sobre a crítica textual do Novo Testamento – uma disciplina que tem circulado por quase 300 anos – para uma audiência leiga.5 Aparentemente ele não conta os vários livros escritos por advogados da KJV Only, ou os livros que interagem com eles. Parece que Ehrman quer dizer que o seu é o primeiro livro sobre a disciplina geral do criticismo textual do Novo Testamento escrito por um crítico textual de boa fé para leitores leigos. Isto é muito provavelmente verdade.

Crítica Textual 101

Misquoting Jesus em grande parte é simplesmente crítica textual 101 do Novo Testamento. Há sete capítulos com uma introdução e conclusão. A maior parte do livro (capítulos 1–4) é basicamente uma introdução popular ao campo, e uma muito boa nisto. Ele introduz os leitores ao fascinante mundo da atividade dos escribas, o processo de canonização, e textos impressos do Novo Testamento Grego. Ele discute o método básico de ecleticismo racional. Tudo através destes quatro capítulos, vários fragmentos – leituras variantes, citações dos Pais, debates entre Protestantes e Católicos – são discutidos, familiarizando o leitor com alguns dos desafios do secreto campo da crítica textual.

Capítulo 1 (“Os princípios das Escrituras Cristãs”) endereça os motivos pelos quais os livros do Novo Testamento foram escritos, como eles foram recebidos e quando eles foram aceitos como Escritura.

Capítulo 2 (“Os copistas e os Primeiros Escritos Cristãos”) lida com as mudanças do texto feitas pelos escribas, tanto intencionais como não intencionais. Aqui Ehrman mistura informações da crítica textual padrão com suas própria interpretação, uma interpretação que de nenhuma forma é compartilhada por todos os críticos textuais, nem mesmo a maioria deles. Em essência, ele pinta uma figura sem vida da atividade dos escribas6, deixando o descuidado leitor assumir que nós não temos nenhuma chance de recuperar as palavras originais do Novo Testamento.

Capítulo 3 (“Textos do Novo Testamento”) e capítulo 4 (“A Questão das Origens”) nos leva de Erasmo e do primeiro Novo Testamento Grego ao texto de Westcott e Hort. Discutidos são os maiores estudiosos dos séculos dezesseis até dezenove. Este é o material mais objetivo do livro e fornece uma leitura fascinante. Mas mesmo aqui, Ehrman injeta seu próprio ponto de vista por sua seleção de material. Por exemplo, ao discutir o papel que Bengel teve na história da crítica textual (109-112), Ehrman dá a este piedoso conservador alemão alto valor como estudioso: ele era um “extremamente cuidadoso intérprete do texto bíblico” (109); “Bengel estudou tudo intensamente” (111). Ehrman fala sobre as importantes descobertas de Bengel na crítica textual (111-12), mas não menciona que ele foi o primeiro importante estudioso a articular a doutrina da ortodoxia das variantes. Esta é uma omissão curiosa porque, de um lado, Ehrman está bem ciente deste fato, pois na quarta edição de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agora por Bruce Metzger e Bart Ehrman,7 que apareceu alguns meses antes de Misquoting Jesus, a nota dos autores, “Com energia e perseverança característica, [Bengel] procurou todas as edições, manuscritos e antigas traduções disponíveis a ele. Depois de extenso estudo, ele chegou à conclusão que as leituras variantes eram menores em número que poderia ter sido esperado e que elas não ameaçam nenhum artigo da doutrina evangélica.”8 De outro lado, Ehrman menciona J. J. Wettstein, um contemporâneo de Bengel, que, na tenra idade de vinte anos assumiu que estas variantes “podem não ter nenhum efeito na confiabilidade ou integridade das Escrituras,”9 mas que anos depois, após cuidadoso estudo do texto, Wettstein mudou suas visões depois que ele “começou a pensar seriamente sobre suas próprias convicções teológicas.”10 Alguém é tentado a pensar que Ehrman possa ver um paralelo entre ele mesmo e Wettstein: como Wettstein, Ehrman começou como um evangélico quando no colégio, mas mudou suas visões sobre o texto e teologia em seus anos mais maduros.11 Mas o modelo que Wettstein fornece – um sóbrio estudioso que chega a conclusões diferentes – está calmamente ultrapassado.

O que também é curiosamente deixado de fora são as motivações de Tischendorf para seu incansável trabalho de descobrir manuscritos e de publicar uma edição crítica do texto grego com um aparato completo. Tischendorf é reconhecido amplamente como o mais ativo crítico textual de todos os tempos. E o que o motivou foi o desejo de recuperar a forma mais antiga do texto – um texto que ele acreditaria vindicar a ortodoxia cristã contra o ceticismo hegeliano de F. C. Baur e seus seguidores. Nada disto é mencionado em Misquoting Jesus.

Além da seletividade a respeito de estudiosos e suas opiniões, estes quatro capítulos envolvem duas curiosas omissões. Primeiro, há quase nenhuma discussão sobre os vários manuscritos. É quase como se a evidência externa fosse um não-inicializador para Ehrman. Mais, assim como ele ilumina seus leitores leigos sobre a disciplina, o fato de que ele não dá a eles os detalhes sobre quais manuscritos são mais confiáveis, velhos, etc., o permite controlar o fluxo de informações. Repetidamente eu fui frustado em minha leitura do livro porque ele falou de várias leituras sem dar muitas, se alguma, das informações que dão suporte a elas. Mesmo em seu terceiro capítulo – “Textos do Novo Testamento: Edições, Manuscritos, e Diferenças” – há discussão mínima dos manuscritos, e nenhum dos códices individuais. Nas duas páginas que lidam especificamente com os manuscritos, Ehrman fala somente sobre seus números, natureza e variantes.12

Segundo, Ehrman representa exageradamente a qualidade das variantes enquanto sublinha sua quantidade. Ele diz, “Há mais variações entre nossos manuscritos que número de palavras no Novo Testamento.”13 Em outro lugar ele declara que o número de variações é tão alto quanto 400,000.14 Isto é bem verdade, mas por si só é enganoso. Qualquer um que ensine crítica textual do Novo Testamento sabe que este fato é somente parte da figura e que, se deixado balançando diante do leitor sem explicação, é uma visão distorcida. Uma vez que é revelado que a grande maioria destas variantes são inconsequentes – envolvendo diferenças de escrita que sequer podem ser traduzidas, artigos com nomes próprios, mudança na ordem das palavras e coisas parecidas – e que somente uma pequena minoria das variantes alteram o significado do texto, toda a figura começa a ser focada. De fato, somente cerca de 1% das variantes textuais são tanto significativas e viáveis.15 A impressão que Ehrman algumas vezes dá através do livro – e repete em entrevistas16 – é a total incerteza sobre o palavreado original,17 uma visão que é de longe mais radical do que a que ele realmente abraça.18

Nós podemos ilustrar as coisas desta forma. Há aproximadamente 138,000 palavras no Novo Testamento grego. As variantes nos manuscritos, versões e Pais constituem quase três vezes este número. A primeira vista, esta é uma quantidade devastadora. Mas à luz das possibilidades, é na verdade bem trivial. Por exemplo, considere as formas que o grego pode dizer “Jesus ama Paulo”:

1.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Παῦλον

2.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τὸν Παῦλον

3. ὁ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Παῦλον

4. ὁ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τὸν Παῦλον

5. Παῦλον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6. τὸν Παῦλον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7. Παῦλον ὁ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8. τὸν Παῦλον ὁ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9. ἀγαπᾷ ᾿Ιησοῦς Παῦλον

10. ἀγαπᾷ ᾿Ιησοῦς τὸν Παῦλον

11. ἀγαπᾷ ὁ ᾿Ιησοῦς Παῦλον

12. ἀγαπᾷ ὁ ᾿Ιησοῦς τὸν Παῦλον

13. ἀγαπᾷ Παῦλον ᾿Ιησοῦς

14. ἀγαπᾷ τὸν Παῦλον ᾿Ιησοῦς

15. ἀγαπᾷ Παῦλον ὁ ᾿Ιησοῦς

16. ἀγαπᾷ τὸν Παῦλον ὁ ᾿Ιησοῦς

Estas variações representam apenas uma pequena fração das possibilidades. Se a sentença usar φιλεῖ ao invés de ἀγαπᾷ, por exemplo, ou se ela começar com uma conjunção tal qual δεv, καιv, ou μέν, as potenciais variações crescerão exponencialmente. Fatore em sinônimos (tais quais κύριος por ᾿Ιησοῦς), diferenças de escrita, e palavras adicionais (tais quais Χριστός, ou ἅγιος com Παῦλος) e a lista de potenciais variantes que não afetam a essência da declaração cresce às centenas. Se uma simples sentença como “Jesus ama Paulo” pode ter tantas variações insignificantes, meros 400000 variantes entre os manuscritos do Novo Testamento parece quase uma quantidade insignificante.19

Mas estas críticas são ninharias mínimas. Não há nada realmente catastrófico nos primeiros quatro capítulos do livro. Pelo contrário, é na introdução que vemos os motivos de Ehrman, e os últimos três capítulos revelam sua agenda. Nestes lugares ele é especialmente provocativo e dado a declarações exageradas e non sequitur. O resto de nossa revisão vai focar neste material.

Bases Evangélicas de Ehrman

Na introdução, Ehrman fala de suas bases evangélicas (três anos na Moody Bible Institute, dois anos na Wheaton College onde ele aprendeu grego pela primeira vez), seguido por um M.Div. e Ph.D. no Seminário de Princeton. Foi em Princeton que Ehrman começou a rejeitar parte de sua formação evangélica, especialmente quando ele lutava com os detalhes do texto do Novo Testamento. Ele nota que o estudo dos manuscritos do Novo Testamento crescentemente criou dúvidas em sua mente: “Eu me mantive voltando para minha pergunta básica: como nos ajudaria dizer que a Bíblia é a inerrante palavra de Deus se de fato não temos as palavras que Deus inerrantemente inspirou, mas somente as palavras copiadas por escribas – algumas vezes corretamente e algumas vezes (muitas vezes!) incorretamente?”20 Esta é uma pergunta excelente. E foi proeminentemente tratado com destaque em Misquoting Jesus, sendo repetido por todo o livro. Infelizmente, Ehrman não gasta muito tempo lutando com ela diretamente.

Enquanto ele estava no programa de mestrado, ele pegou um curso sobre o Evangelho de Marcos do professor Cullen Story. Para seu trabalho de conclusão, ele escreveu sobre o problema de Jesus falando da entrada de Davi no templo “quando Abiatar era o sumo-sacerdote” (Marcos 2:26). A bem conhecida crux é problemática para a inerrância porque, de acordo com 1 Samuel 21, o tempo que Davi entrou no tempo era de fato quando o pai de Abiatar, Ahimeleque, foi sacerdote. Mas Ehrman estava determinado a trabalhar no que parecia ser o significado claro do texto, para salvar a inerrância. Ehrman diz a seus leitores que o comentário do professor Story sobre o tema “o atingiu em cheio. Ele escreveu, ‘Talvez Marcos apenas tenha cometido um erro.’”21 Este foi um momento decisivo na jornada espiritual de Ehrman. Quando ele concluiu que Marcos pode ter errado, “as comportas abriram.”22 Ele começou a questionar a confiabilidade histórica de muitos textos bíblicos, resultando em uma “mudança sísmica” em seu entendimento da Bíblia. “A Bíblia,” nota Ehrman, “começou a parecer para mim como um livro bem humano… Este era um livro humano do início ao fim.”23

O que me chama mais a atenção em tudo isto é como Ehrman amarrou a inerrância com a geral confiabilidade histórica da Bíblia. Foi uma proposição de “ou tudo ou nada” para ele. Ele ainda parece ver as coisas em termos de preto e branco, pois ele conclui seu testemunho com estas palavras: “É uma mudança radical de ler a Bíblia como um esquema inerrante para nossa fé, vida e futuro para vê-la como um livro bem humano… Esta é a mudança no meu próprio pensamento que terminei fazendo, e ao qual agora estou entregue completamente.24 Parece então não haver meio termo em sua visão do texto. Em resumo, Ehrman parece ter mantido o que eu chamaria de ‘uma visão dominó da doutrina’. Quando uma cai, elas todas caem. Retornaremos a esta matéria em nossa conclusão.

A Corrupção Ortodoxa das Escrituras

O coração do livro são os capítulos 5, 6, e 7. Aqui Ehrman especificamente discute o resultado das descobertas em seu maior trabalho,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25 Seu capítulo de conclusão se aproxima do ponto que ele está direcionando nesta seção: “Seria errado… dizer – como pessoas geralmente fazem – que as mudanças em nosso texto não possuem impacto real no que os textos significam ou nas conclusões teológicas que alguém obtém deles. Temos visto, de fato, que o oposto é o caso.”26

Nós pausamos para observar dois pontos teológicos fundamentais sendo enfatizadas em Misquoting Jesus: primeiro, como mencionamos antes, é irrelevante falar sobre inerrância Bíblica porque não temos mais os documentos originais; segundo, as variantes nos manuscritos mudam a teologia básica do Novo Testamento.

A falácia lógica em negar um Autógrafo inerrante

Apesar de Ehrman não desenvolver realmente este primeiro argumento, ele merece uma resposta. Precisamos começar fazendo uma distinção cuidadosa entre inspiração e inerrância verbal. Inspiração está relacionada ao palavreado da Bíblia, enquanto inerrância está relacionada à verdade da declaração. Evangélicos americanos geralmente acreditam que somente os textos originais são inspirados. Isto não quer dizer, contudo, que cópias não podem ser inerrantes. De fato, declarações que não mantém nenhuma relação com as Escrituras podem ser inerrantes. Se eu disser, “Estou casado e tenho quatro filhos, dois cães e um gato”, é uma declaração inerrante. Não é inspirada, nem tanto relacionada com as Escrituras, mas é verdade. Similarmente, se Paulo diz “nós temos paz” ou “que tenhamos paz” em Romanos 5:1, ambas declarações são verdadeiras (apesar de que cada uma em um sentido diferente), apesar de somente uma é inspirada. Manter esta distinção em mente enquanto considerar as variantes textuais do Novo Testamento deve deixar claro o assunto.

Não importando o que alguém pensa sobre a doutrina da inerrância, o argumento contra ela com base em desconhecidos autógrafos é logicamente falacioso. Isto é assim por duas razões. Primeiro, nós temos o texto do Novo Testamento em algum lugar nos manuscritos. Não há necessidade de conjecturas, exceto talvez em um ou dois lugares.27 Segundo, o texto que temos em qualquer variante viável não é mais problema para a inerrância do que outros problemas onde o texto é seguro. Agora, para ter certeza, há alguns desafios nas variantes textuais para a inerrância. Isto não é negado. Mas há simplesmente maiores peixes a fritar quando se está tratando de pontos controversos que a inerrância tem que encarar. Assim, se emenda conjectural é desnecessária, e se nenhuma variante viável registra mais que um ponto no radar chamado ‘problemas para inerrância’, então não ter os originais é um ponto bem humorado para esta doutrina. Não é um ponto bem humorado para a inspiração verbal, é claro, mas é para a inerrância.28

Doutrinas cardeais afetadas por variantes textuais?

O segundo ponto teológico de Ehrman ocupa o centro do palco em seu livro. Da mesma forma ocupará o resto desta revisão.

Nos capítulos cinco e seis, Ehrman discute várias passagens que envolvem variantes que alegadamente afetam o centro das crenças teológicas. Ele resume suas descobertas no capítulo de conclusão como se segue:

Em alguns exemplos, o próprio significado do texto está em questão, dependendo de como alguém resolve um problema textual: Era Jesus um homem nervoso [Marcos 1:41]? Era ele completamente ignorado na face da morte [Hebreus 2:8-9]? Ele disse a seus discípulos que eles poderiam tomar veneno sem se ferir [Marcos 16:9-20]? Ele livrou uma adúltera da morte com nada mais que um brando aviso [João 7:53-8:11]? É a doutrina da Trindade explicitamente ensinada no Novo Testamento [1 João 5:7-8]? É Jesus realmente chamado de “o único Deus” ali [João 1:18]? O Novo Testamento indica que mesmo o próprio Filho de Deus não pode saber quando o final virá [Mateus 24:36]? As questões continuam, e todas elas estão relacionadas a como alguém resolve as dificuldades na tradição do manuscrito da forma que ele veio a nós.29

É aparente que tal sumário intenciona focar nas maiores passagens problemáticas que Ehrman descobriu. Assim, seguindo o bem-usado princípio rabínico de a maiore ad minus30, ou argumentando do maior para o menor, nós vamos endereçar apenas estes sete textos.

O problema com passagens problemáticas

Três destas passagens tem sido consideradas inautênticas pela maioria dos estudiosos do Novo Testamento – incluindo muitos estudiosos do Novo Testamento evangélicos – por bem mais que um século (Marcos 16:9-20; João 7:53-8:11; e 1 João 5:7-8).31 Ainda assim Ehrman escreve como se a amputação de tais textos mexeria com nossas convicções teológicas. Isto dificilmente é o caso. (Nós vamos suspender a discussão de uma destas passagens, 1 João 5:7-8, até o final.)

Os últimos doze versos de Marcos e o Pericope Adulterae

Ao mesmo tempo, Ehrman implícitamente levanta uma questão válida. Uma olhada em virtualmente cada Bíblia Inglesa hoje revela que o final longo de Marcos e o pericope adulterae são encontrados em seus lugares normais. Assim, não somente a KJV e NKJV possuem estas passagens (como seria de se esperar), mas também a ASV, RSV, NRSV, NIV, TNIV, NASB, ESV, TEV, NAB, NJB, e NET. Ainda que os estudiosos que produzem estas traduções, de longe, não assinam a autenticidade de tais textos. As razões são bastante simples: eles não aparecem nos mais antigos e melhores manuscritos e sua evidência interna é decididamente contra sua autenticidade. Porque eles ainda estão nestas Bíblias?

A resposta a esta questão varia. Para alguns, eles parecem estar na Bíblia por causa de uma tradição de timidez. Há aparentemente boas razões para isto. A análise racional é tipicamente que ninguém comprará uma versão particular se ela não trouxer estas famosas passagens. E se eles não compram a versão, ela não pode influenciar cristãos. Algumas traduções incluiram o pericope adulterae por causa do mandato das autoridades papais declarando a passagem ser Escritura. A NEB/REB a inclui no final dos Evangelhos, ao invés de seu lugar tradicional. A TNIV e NET possuem ambas passagens em fontes pequenas entre chaves. Caixa baixa é claro dificulta a leitura do púlpito. A NET adiciona uma longa discussão sobre a inautenticidade dos versos. A maioria das traduções mencionam que estes pericopae não são encontrados nos manuscritos mais antigos, mas tal comentário é raramente notado por leitores hoje. Como sabemos disto? Das ondas de choque produzidas pelo livro de Ehrman, nas entrevistas na radio, TV, e jornal com Ehrman, a história da mulher pega em adultério é quase sempre o primeiro texto trazido como inautêntico, e a menção é calculada para alarmar a audiência.

Deixar o público saber dos segredos de estudiosos sobre o texto bíblico não é novidade. Edward Gibbon, em seu bestseller de seis volum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otou que o Comma Johanneum, ou fórmula Trinitária de 1 João 5:7-8 não era autêntica.32 Isto escandalizou o público britânico do século dezoito, pois sua única Bíblia era a Versão Autorizada, que continha a fórmula. “Outros fizeram [isto] antes dele, mas somente em círculos acadêmicos e de estudos. Gibbon o fez diante do público geral, em linguagem destinada a ofensa.”33 Ainda no tempo que a Versão Revisada apareceu em 1885, nenhum traço da Comma foi encontrada nela. Hoje o texto não é impresso em traduções modernas, e ela dificilmente levantará uma sobrancelha.

Ehrman seguiu no trem de Gibbon ao expor ao público a inautenticidade de Marcos 16:9-20 e João 7:53-8:11. O problema aqui, no entanto, é um pouco diferente. Forte bagagem emocional é especialmente ligada ao último texto. Por anos, foi minha passagem favorita que não estava na Bíblia. Eu até mesmo pregaria sobre ela como uma verdadeira narrativa histórica, mesmo depois de rejeitar sua literária/canônica autenticidade. E nós todos conhecemos pregadores que não podem simplesmente desistir dela, mesmo apesar deles também terem dúvidas sobre ela. Mas há dois problemas com esta abordagem. Primeiro, em termos de popularidade entre estes dois textos, João 8 é esmagadoramente favorito, ainda que suas credenciais externas são significantemente piores que as de Marcos 16. O mesmo pregador que declara a passagem de Marcos inautêntica exalta as virtudes de João 8. Esta inconsistência é intimidadora. Algo está errado em nossos seminários teológicos quando se permite que os sentimentos de alguém sejam os árbitros dos problemas textuais. Segundo, o pericope adulterae é provavelmente sequer historicamente verdadeiro. Foi provavelmente uma história unida de dois relatos diferentes.34 Assim, a desculpa que alguém pode proclamá-lo porque a história realmente aconteceu não é aparentemente válida.

Em retrospecto, mantendo estas duas pericopae em nossas Bíblia ao invés de relegá-los às notas de rodapé parece ter sido uma bomba só esperando para explodir. Tudo que Ehrman fez foi ascender o pavio. Uma lição que nós devemos aprender de Misquoting Jesus é que aqueles no ministério precisam diminuir a distância entre a igreja e a academia. Nós temos que educar os fiéis. Ao invés de isolar os leigos da crítica erudita, nós precisamos protegê-los. Eles precisam de estar preparados para a barragem, porque ela está vindo.35 O silenciamento intencional da igreja para o bem de preencher mais bancos irá finalmente direcionar para a derrota de Cristo. Ehrman deve ser agradecido por nos dar um alerta para despertar.

Isto não é para dizer que tudo que Ehrman escreveu neste livro é deste tipo. Mas estas três passagens são. Novamente, nós precisamos enfatizar: estes textos não mudam nenhuma doutrina fundamental, nenhuma doutrina central. Estudiosos evangélicos os abandonaram há mais de um século sem incomodar um jota de ortodoxia.

Os restantes quatro problemas textuais, contudo, contam uma história diferente. Ehrman apela ou para uma interpretação ou para evidência que a maioria dos estudiosos consideram, no máximo, duvidosa.

Hebreus 2:8-9

Traduções são grosseiramente unidas em como elas tratam Hebreus 2:9b. O da NET é representativo: “pela graça de Deus ele experimentou a morte da parte de todos.” Ehrman sugere que “pela graça de Deus”—χάριτι θεου' – é uma leitura secundária. Pelo contrário, ele argumenta que “apartado de Deus,” ou χωρὶς θεοῦ, é o que o autor escreveu originalmente. Há no entanto três manuscritos que possuem esta leitura, todos do século dez ou posterior. Codex 1739, contudo, é um deles, e é uma cópia de um manuscrito mais antigo e decente. χωρὶς θεοῦ também é discutido em vários pais, um manuscrito da Vulgata, e algumas cópias da Peshitta.36 Muitos estudiosos dispensariam tal evidência insignificante sem muito alvoroço. Se eles se derem ao trabalho de tratar a evidência interna de alguma forma, é porque mesmo que ele tenha um pobre pedigree, χωρὶς θεοῦ é a leitura mais difícil e assim deve requerir alguma explicação, já que escribas tendem a deixar o palavreado do texto mais simples. Da mesma forma, algo precisa explicar as várias citações patrísticas. Mas se uma leitura é uma mudança não intencional, o canon da leitura mais difícil é inválida. A leitura mais difícil seria uma leitura sem sentido, algo que não pode ser criado de propósito. Apesar de χωρίς ser aparentemente a leitura mais difícil,37 ela pode ser explicada como uma alteração acidental. É mais provável devido tanto a um ‘lapso dos escribas’38 onde um copista inatento confundiu χωρίς por χάριτι, ou ‘uma interpretação marginal’ onde um escriva estava pensando em 1 Coríntios 15:27 onde, como Hebreus 2:8, cita o Salmo 8:6 em referência à sujeição de Deus de todas as coisas a Cristo.39

Sem entrar nos detalhes da defesa de Ehrman de χωρίς, nós simplesmente desejamos notar quatro coisas. Primeiro, ele destaca demais seu caso por assumir que sua visão é certamente correta. Depois de três páginas de discussão deste texto em seu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ele pronuncia o veredito: “A evidência externa porém é que Hebreus 2:9 deve originalmente dizer que Jesus morreu ‘apartado de Deus.’”40 Ele ainda está vendo as coisas em termos de preto e branco. Segundo, os pontos de vista crítico-textuais de Ehrman estão ficando perigosamente próximos de um rigoroso ecleticismo.41 A informação externa parece significar menos e menos para ele já que ele parece querer ver uma corrupção teológica no texto. Terceiro, mesmo apesar dele ter certeza em seu veredito, seu mentor, Bruce Metzger, não está. Um ano após Orthodox Corruption ser publicado, a segunda edição da Textual Commentary de Metzger apareceu. O comitê da UBS ainda dá a mão para a leitura χάριτι θεοῦ, mas desta vez elevando sua convicção para uma categoria ‘A’.42 Finalmente, mesmo assumindo que χωρὶς θεοῦ é a leitura correta aqui, Ehrman não revelou um caso que esta variante “afeta a interpretação de um livro inteiro do Novo Testamento.”43 Ele argumenta que “a leitura menos atestada é também mais consistente com a teologia de Hebreus.”44 Ele adiciona que o autor “repetidamente enfatiza que Jesus morreu uma completamente humana e humilhante morte, totalmente removido do reino de onde ele veio, o reino de Deus. Seu sacrifício, como resultado, foi aceito como a perfeita expiação pelo pecado. Além do mais, Deus não interviu em sua paixão e não fez nada para minimizar sua dor. Jesus morreu ‘apartado de Deus.’”45 Se esta é a visão de Jesus através de Hebreus, como a variante que Ehrman adota em 2:9 muda este retrato? Em seu Orthodox Corruption, Ehrman diz que “Hebreus 5:7 fala de Jesus, na face da morte, implorando a Deus com grandes clamores e lágrimas.”46 Mas que este texto esteja falando de Jesus ‘na face da morte’ não é tão claro (nem Ehrman defende esta visão). Depois ele contrói sobre isto em seu capítulo final de Misquoting Jesus – mesmo que ele nunca estabeleceu o ponto – quando ele pergunta, “Foi [Jesus] completamente abandonado na face da morte?”47 Ele vai ainda mais longe em Orthodox Corruption. Eu estou perdido em entender como Ehrman pode clamar que o autor de Hebreus parece conhecer “de tradições de paixão onde Jesus estava aterrorizado na face da morte”48 a menos que se conecte estes três pontos, todos os quais são duvidosos – a saber, lendo χωρὶς θεοῦ in Hebreus 2:9, vendo 5:7 como se referindo principalmente à morte de Cristo e que suas orações eram principalmente para si mesmo,49 e então a respeito dos grandes clamores ali para refletir seus estado de aterrorizado. Ehrman parece estar contruindo seu caso sobre hipóteses ligadas, que é uma pobre fundamentação no máximo.

Marco 1:41

No primeiro capítulo do Evangelho de Marcos, um leproso se aproxima de Jesus e o pede para o curar: “Se você desejar, você pode me fazer limpo” (Marcos 1:40). A resposta de Jesus é gravada no texto de Nestle-Aland como segue: καὶ… σπλαγχνισθει…Vς ἐκτείνας τὴν χεῖρα αὐτοῦ ἥψατο καὶ… λέγει αὐτῳÇ· θέλω, καθαρίσθητι (“e movido por compaixão, ele estendeu [sua] mão e o tocou, dizendo, ‘Eu quero, seja limpo’”). Ao invés de σπλαγχνισθει…vς (‘movido por compaixão’) algumas testemunhas ocidentais50 lêem ὀργισθείς (‘ficando nervoso’). A motivação de Jesus para esta cura aparentemente está na balança. Mesmo que a UBS4 dá a σπλαγχνισθει…vς uma classe B, um crescente número de exegetas estão começando a argumentar pela autenticidade de ὀργισθείς. Em um Festschrift para Gerald Hawthorne em 2003, Ehrman fez um impressionante argumento pela sua autenticidade.51 Quatro anos antes, uma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do de Mark Proctor foi escrito em defesa de ojrgisqeivV.52 A leitura também fez seu caminho na TNIV, e é seriamente cogitada na NET. Nós não tomamos o tempo para considerar os argumentos aqui. Neste estágio estou inclinado a pensar que é mais provavelmente original. De qualquer forma, para o bem do argumento, assumindo que a leitura ‘nervosa’ é autêntica, o que isto nos diz de Jesus que não sabíamos antes?

Ehrman sugere que se Marcos originalmente escreveu sobre a raiva de Jesus nesta passagem, ela muda nossa figura de Jesus em Marcos significantemente. De fato, este problema textual é o maior exemplo no capítulo 5 (“Originais que Importam”), um capítulo cuja tese central é que algumas variantes “afetam a interpretação de um livro inteiro do Novo Testamento.”53 Esta tese é superestimada em geral, e particularmente no Evangelho de Marcos. Em Marcos 3:5 Jesus é dito estar nervoso – palavras que estão indisputavelmente no texto original de Marcos. E em Marcos 10:14 ele está indignado com seus discípulos.

Ehrman, é claro, sabe disto. De fato, ele argumenta implicitamente no Festschrift de Hawthorne que a raiva de Jesus em Marcos 1:41 se encaixa perfeitamente na figura que Marcos em outro lugar pinta de Jesus. Ele diz, por exemplo, “Marcos descreveu Jesus como nervoso, e pelo menos nesta instância, os escribas ficaram ofendidos. Isto não vem como surpresa; fora de um completo entendimento do retrato de Marcos, a raiva de Jesus é difícil de entender.”54 Ehrman até mesmo lança o princípio fundamental que ele vê através de Marcos: “Jesus fica nervoso quando qualquer um questiona sua autoridade ou habilidade de curar – ou seu desejo de curar.”55 Agora, para o bem do argumento, vamos assumir que não somente a reconstrução textual de Ehrman é correta, mas sua interpretação de ὀργισθείς em Marcos 1:41 está correta – não somente naquela passagem mas na totalidade da apresentação de Jesus por Marcos.56 Se assim, como então um nervoso Jesus em 1:41 “afeta a interpretação de um livro inteiro do Novo Testamento”? De acordo com a própria interpretação de Ehrman, ὀργισθείς somente aumenta a força da imagem que nós vemos de Jesus neste Evangelho por fazê-lo totalmente consistente com outros textos que falam de sua raiva. Se esta leitura é a Exposição A no quinto capítulo de Ehrman, ela seriamente produz efeitos negativos, pois ela faz pouco ou nada para alterar o geral retrato de Jesus que Marcos pinta. Aqui está outro exemplo, então, no qual as conclusões teológicas de Ehrman são mais provocativas do que a evidência sugere.

Mateus 24:36

No Discurso do Monte das Oliveiras, Jesus fala sobre o tempo de seu próprio retorno. De forma destacável, ele confessa que ele não conhece exatamente quando isto será. Em traduções mais modernas de Mateus 24:36, o texto basicamente diz, “Mas quanto ao dia e a hora ninguém o sabe – nem os anjos do céu, nem o Filho – exceto o Pai sozinho.” Contudo, muitos manuscritos, incluíndo alguns antigos e importantes, faltam οὐδὲ ὁ υἱός. Se “nem o Filho” é autêntico ou não é disputado.57 No entanto, Ehrman novamente fala de forma confiante sobre o tema.58 A importância desta variante textual para a tese de Misquoting Jesus é difícil de avaliar, contudo. Ehrman alude a Mateus 24:36 em sua conclusão, aparentemente para sublinhar seu argumento que variantes textuais alteram doutrinas básicas.59 Sua discussão inicial desta passagem certamente deixa esta impressão também.60 Mas se ele não quer dizer isto, então ele está escrevendo mais provocativamente que é necessário, enganando seus leitores. E se ele quer dizer isto, ele superestimou seu caso.

O que não é disputado são as palavras no paralelo em Marcos 13:32 – “Mas quanto àquele dia ou hora ninguém sabe – nem os anjos no céu, nem o Filho – exceto o Pai.”61 Assim, não pode haver dúvidas que Jesus falou de sua própria ignorância profética no Discurso do Monte das Oliveiras. Consequentemente, qual ponto doutrinal está realmente em questão aqui? Alguém não pode simplesmente manter que o palavreado em Mateus 24:36 muda as convicções teológicas básicas de alguém desde que o mesmo sentimento é encontrado em Marcos. Ehrman não menciona Marcos 13:32 nenhuma vez em Misquoting Jesus, apesar de que ele explicitamente discute Mateus 24:36 pelo menos seis vezes, aparentemente para o efeito de que esta leitura impactua nosso entendimento fundamental de Jesus.62 Mas o palavreado muda nosso entendimento básico da visão de Jesus de Mateus? Mesmo isto não é o caso. Mesmo que Mateus 24:36 originalmente faltasse “nem o Filho”, o fato de que o Pai sozinho (εἰ μὴ ὁ πατὴρ μόνος) tem este conhecimento certamente implica na ignorância do Filho (e o “sozinho” é somente encontrado em Mateus 24:36, não em Marcos 13:32). Novamente, este detalhe importante não é mencionado em Misquoting Jesus, nem mesmo em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João 1:18

Em João 1:18b, Ehrman argumenta que “Filho” ao invés de “Deus” é a leitura autêntica. Mas ele vai além da evidência ao declarar que se “Deus” fosse o original o verso estaria chamando Jeus de “o único Deus”. O problema com tal tradução, nas palavras de Ehrman, é que “o termo único Deus deve se referir ao próprio Deus o Pai – de outra forma ele não é único. Mas se o termo refere ao Pai, como ele pode ser usado com o Filho?”63 O argumento gramatical sofisticado de Ehrman para isto não é encontrado em Misquoting Jesus, mas está detalhado em seu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O mais comum recurso para aqueles que optam por []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mas que reconhecem que sua tradução de “o único Deus” é virtualmente impossível em um contexto Joanino, é entender o adjetivo substantivamente, e construir a segunda parte de João 1:18 inteira como uma série de aposições, assim que ao invés de ler “o único Deus que está no seio do Pai”, o texto seria traduzido por “o único, que também é Deus, que está no seio do Pai”. Há algo atrativo sobre a proposta. Ela explica o que o texto poderia ter significado a um leitor Joanino e desse modo permite o texto de testemunhas textuais geralmente superiores. Apesar disto, a solução é inteiramente implausível.

…. É verdade que μονογενής pode em outro lugar ser usado como substantivo (= o único, como no versículo 14); todos os adjetivos podem. Mas os proponentes desta visão falharam em considerar que ele nunca é usado desta forma quando é imediatamente seguido por um nome que concorda com ele em gênero, número e caso. De fato alguém aqui deve pesar o ponto sintático: quando um adjetivo alguma vez é usado substantivamente quando ele imediatamente precede um nome de mesma inflexão? Nenhum leitor grego construiria tal construção como uma linha de substantivos, e nenhum escritor grego criaria tal inconsistência. No meu melhor conhecimento, ninguém citou nada análogo fora desta passagem.

O resultado é que tomando o termo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como dois substantivos estando em aposição faz uma sintaxe quase impossível, enquanto que construindo-os como uma relação adjetivo-substantivo cria um sentido impossível.64

O argumento de Ehrman assume que μονογενής não pode normalmente ser substantivo, mesmo que ele seja usado no versículo 14 – como ele admite. Há muitas críticas que poderiam ser feitas deste argumento, mas o maior entre eles é este: sua consideração absoluta da situação gramatical é incorreta. Seu desafio (“ninguém citou nada análogo fora desta passagem”) é adotada aqui. Há, de fato, exemplos onde um adjetivo que é justaposto a um nome com as mesmas concordâncias gramaticais não está funcionando adjetivamente mas substantivamente.65

João 6:70: καὶ ἐξ ὑμῶν εἷς διάβολός ἐστιν. Aqui διάβολος está funcionando como um nome, mesmo que ele seja um adjetivo. E εἷς, o adjetivo pronominal, é o sujeito relacionado a διάβολος, o predicado nominativo.

Romanos 1:30: καταλάλους θεοστυγεῖς ὑβριστὰς ὑπερηφάνους ἀλαζόνας, ἐφευρετὰς κακῶν, γονεῦσιν ἀπειθεῖς (“caluniadores, odiadores de Deus, insolentes, arrogantes, orgulhosos, inventores de mal, desobedientes aos pais”—verdadeiros adjetivos em itálicos)

Gálatas 3:9: τῷ πιστῷ ᾿Αβραάμ (“com Abraão, o fiel” como a NASB o tem; NRSV tem “Abraão que creu”; NIV tem “Abraão, o homem da fé”). Indepentende do jeito que é traduzido, aqui um adjetivo é cunhado entre um artigo e um nome que está funcionando substantivamente, em aposição ao nome.

Efésios 2:20: ὄντος ἀκρογωνιαίου αὐτοῦ Χριστοῦ ᾿Ιησοῦ (“Cristo Jesus mesmo sendo a principal pedra angular”): apesar de ἀκρογωνιαῖος ser um adjetivo, ele parece estar funcionando substantivamente aqui (apesar de ele possivelmente ser um adjetivo predicado, eu suponho, com um predicado genitivo). A LSJ lista este como um adjetivo; LN lista como um nome. Ele pode assim ser similar a μονογενής em seu desenvolvimento.

1 Timóteo 1:9: δικαίῳ νόμος οὐ κεῖται, ἀνόμοις δὲ καὶ ἀνυποτάκτοις, ἀσεβέσι καὶ ἁμαρτωλοῖς, ἀνοσίοις καὶ βεβήλοις, πατρολῴαις καὶ μητρολῴαις, ἀνδροφόνοις (lei não é feita para um homem justo, mas para aqueles que não possuem lei e rebeldes, para os sem Deus e pecadores, para os impuros e profanos, para aqueles que matam seus pais ou mães, para assassinos [adjetivos e itálico]): este texto claramente mostra que Ehrman superestimou seu caso, pois βεβήλοις não modifica πατρολῴαις mas ao contrário é substantivado, como os cinco termos descritivos anteriores.

1 Pedro 1:1: ἐκλεκτοῖς παρεπιδήμοις (“os eleitos, estrangeiros”): Este texto é interpretado, mas nosso ponto é simplesmente que ele poderia encaixar igualmente no esquema de John 1:18. Ele então se qualifica para textos dos quais Ehrman diz “ninguém citou nada análogo fora desta passagem.”

2 Pedro 2:5: ἐφείσατο ἀλλὰ ὄγδοον Νῶε δικαιοσύνης κήρυκα (“não poupou [o mundo], mas [preservou] um oitavo, Noé, um pregador de justiça”). O adjetivo ‘oitavo’ fica em aposição a Noé; de outra forma, se ele modificasse Noé, a força seria ‘um oitavo Noé’ como se houvessem outros sete Noés!66

Na luz destes exemplos (que são no entanto poucos daqueles encontrados no Novo Testamento), nós podemos assim responder diretamente a questão que Ehrman levanta: “quando um adjetivo alguma vez é usado substantivamente quando ele imediatamente precede um nome de mesma inflexão?” Seu destaque que “Nenhum leitor grego iria construir tal construção como uma linha de substantivos, e nenhum escritor grego iria criar tal inconsistência” não é simplesmente gerada a partir de evidência. E nós temos somente olhado para uma amostra do Novo Testamento. Se os autores do Novo Testamento podem criar tais expressões, em seu argumento interno contra a leitura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perde considerável peso.

Agora se torna uma questão de perguntar se há suficientes evidências contextuais que μονογενής está de fato funcionando substantivamente. Ehrman já proveu de ambos: (1) em João, é bem impensável que a Palavra se tornasse o único Deus em 1:18 (no qual ele sozinho, e não o Pai, é clamado ter status divino) somente para ter aquele status removido repetidamente através de todo o Evangelho. Assim, assumindo que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é autêntico, estamos de fato quase direcionados para o mesmo sentido que Ehrman considera como gramaticalmente implausível mas contextualmente necessário: “o único, ele mesmo sendo Deus …” (2) que μονογενής já é usado no versículo 14 como um substantivo67 se torna o mais forte argumento contextual para ver sua função substantivada repetida quatro versos depois. Imediatamente depois que Ehrman admite que este adjetivo pode ser usado substantivamente e assim é usado no versículo 14, ele faz seu argumento gramatical com a intenção de abandonar as luvas ou para fechar a tampa do caixão (escolha seu cliché) na força da conexão com o versículo 14. Mas se o argumento gramatical não o corta, então o uso substantivado de μονογενής no versículo 14 deveria ficar como uma importante dica contextual. De fato, à luz do já gasto uso no grego bíblico, nós deveríamos quase esperar que μονογενής fosse usado substantivamente com a implicação de filiação em 1:18.

Agora, nossa única preocupação aqui é disputar com o que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significaria se ele fosse o original, ao invés de argumentar por sua autenticidade, parece haver suficiente evidência para demonstrar uma força tal qual “o único, ele mesmo Deus” como uma interpretação cabível para esta leitura. Tanto a interna quanto a externa evidência estão do seu lado; a única coisa segurando tal variante é a interpretação que ela é uma leitura modalística.68 Mas as bases para isto são uma suposição gramatical que temos demonstrado não ter peso. Em conclusão, tanto μονογενὴς υἱός e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encaixam confortavelmente na ortodoxia; nenhuma mudança teológica sísmica ocorre se alguém pegar uma leitura ao invés da outra. Apesar de algumas traduções modernas serem persuadidas pelo argumento de Ehrman aqui (tal qual a HCSB), o argumento dificilmente não possui pontos fracos. Quando cada variante é examinada com cuidado, ambas são vistas dentro do reino do ensino ortodoxo.

Suficientemente é dito que se “Deus” é autêntico aqui, é dificilmente necessário traduzir a frase como “o único Deus”, apesar de que isto poderia implicar que Jesus sozinho é Deus. Pelo contrário, como a NET o traduz (veja também a NIV e NRSV), João 1:18 diz, “Ninguém jamais viu a Deus. O Único, Ele mesmo Deus, que está em mais próxima comunhão com o Pai, fez Deus conhecido.”

Em outras palavras, a idéia de que as variantes nos manuscritos do Novo Testamento alteram a teologia do Novo Testamento é superestimado ao máximo.69 Infelizmente, um estudioso tão cuidadoso como Ehrman é, seu tratamento de maiores mudanças teológicas no texto do Novo Testamento tendem a cair em uma de duas críticas: Ou suas decisões textuais são erradas, ou sua interpretação é errada. Estas críticas foram feitas de seu trabalho anterior,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que Misquoting Jesus foi extensamente baseado. Por exemplo, Gordon Fee disse deste trabalho que “infelizmente, Ehrman muito frequentemente transforma meras possibilidades em probabilidades, e probabilidade em certeza, onde outras razões igualmente viáveis para corrupção existem.”70 Ainda, as conclusões que Ehrman revela em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ainda são oferecidas em Misquoting Jesus sem o reconhecimento de alguns das severas críticas de seu trabalho a primeira evasiva.71 Para um livro que tem como alvo uma audiência leiga, alguém poderia pensar que ele iria querer ter sua discussão um pouco mais detalhada, especialmente com todo o peso teológico que ele diz estar em jogo. Alguém quase tem a impressão que ele está encorajando os fracos na fé na comunidade cristã a ter pânico por informações as quais eles simplesmente não estão preparados para encarar. Tempo e tempo novamente no livro, declarações altamente carregadas são reveladas para que as pessoas não treinadas simplesmente não possam filtrar. E aquela abordagem parece mais uma mentalidade alarmista que uma maduro, meste e professor é capaz de oferecer. A respeito da evidência, é suficiente dizer que variantes textuais significantes que alteram as doutrinas centrais do Novo Testamento não foram ainda produzidas.

Aparentemente Ehrman ainda pensa que elas foram. Quando discute as visões de Wettstein do texto do Novo Testamento, Ehrman nota que “Wettstein começou a pensar seriamente sobre suas próprias convicções teológicas, e se sincronizou ao problema que o Novo Testamento raramente, se alguma vez, chama Jesus de Deus de fato.”72 Destacadamente, Ehrman parece representar esta conclusão não somente como a de Wettstein, mas sua própria, também. Ao ponto que Wettstein estava se movendo para o moderno texto crítico e se afastando do TR, seus argumentos contra a deidade de Cristo eram infundados porque a deidade de Cristo é de fato mais claramente vista no texto crítico grego que na TR.73 Apesar de Ehrman não discutir a maioria das passagens que ele acha espúrias, ele o faz em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especialmente 264-73). Mas a discussão não é realmente substanciada e envolve contradições internas. Em resumo, ele não elabora seu caso. A deidade de Cristo é indiscutível por qualquer variante viável.

1 João 5:7-8

Finalmente, a respeito de 1 João 5:7-8, virtualmente nenhuma tradução moderna da Bíblia inclui a “Fórmula Trinitária”, já que estudiosos por séculos o reconheceram como adicionado posteriormente. Somente poucos manuscritos muito tardios possuem os versos. Alguém perguntaria porque esta passagem é discutida no livro de Ehrman. A única razão parece ser motivar dúvidas. A passagem criou seus caminhos em nossas Bíblias através de pressões políticas, aparecendo pela primeira vez em 1522, mesmo apesar de que estudiosos ali e agora sabiam que ela não era autêntica. A igreja primitiva não conhece este texto, e ainda o Concílio de Constantinopla em 381 D.C. explicitamente afirmou a Trindade! Como eles poderiam fazer isto sem o benefício de um texto que não chegaria ao Novo Testamento Grego por outro milênio? A declaração de Constantinopla não foi escrita em um vácuo: a igreja primitiva colocou em uma fórmula teológica o que eles receberam do Novo Testamento.

Uma distinção deve ser feita aqui: só porque um verso particular não afirma uma doutrina amada não significa que aquela doutrina não pode ser encontrada no Novo Testamento. Neste caso, qualquer um com um entendimento dos saudáveis debates patríticos sobre a Divindade sabe que a igreja primitiva chegou ao seu entendimento por um exame da informação no Novo Testamento. A fórmula Trinitária encontrada em manuscritos tardios de 1 João 5:7 somente resumem o que eles descobriram; ele não informou suas declarações.

Conclusão

Em resumo, o último livro de Ehrman não desaponta na escala provocativa. Mas ele vem destituído de genuína substância sobre sua contenda primária. Eu peço por sua indulgência por eu refletir em dois pontos pastorais aqui.

Primeiro é meu apelo para todos os estudiosos bíblicos para tomar seriamente sua responsabilidade em cuidar do povo de Deus. Estudiosos carregam um dever sagrado de não alarmar leitores leigos em pontos que eles possuem pouco entendimento. De fato, mesmo professores agnósticos carregam esta responsabilidade. Infelizmente, o leigo médio irá terminar Misquoting Jesus com mais dúvidas sobre o palavreado e ensino do Novo Testamento do que qualquer crítico textual jamais ofereceria. Um bom professor não se contém em dizer a seus estudantes o que é o quê, mas ele também sabe como empacotar o material de forma que eles não deixem a emoção ficar no caminho da razão. A ironia é que Misquoting Jesus é supostamente para ser sobre razão e evidência, mas ele tem criado tanto pânico e alarme quanto O Código Da Vinci. É este realmente o efeito pedagógico que Ehrman estava buscando? Eu tenho que assumir que ele sabia que tipo de reação ele iria receber deste livro, pois ele não muda tanto a impressão em suas entrevistas. Sendo provocativo, mesmo correndo o risco de não ser compreendido, parece ser mais importante para ele que ser honesto mesmo correndo o risco de ser chato. Mas um bom professor não cria fracos na fé.74

Segundo, o que eu digo para meus estudantes todo ano é que é imperativo que eles persigam a verdade ao invés de proteger suas pressuposições. E eles precisam ter uma sistemática doutrinária que distingue crenças centrais de periféricas. Quando eles colocam mais doutrinas periféricas tais quais inerrância e inspiração verbal no centro, então quando a crença nestas doutrinas começam a se desgastar, ela cria um efeito dominó: Uma cai, todas caem. Parece-me que algo assim pode ter acontecido com Bart Ehrman. Seu testemunho em Misquoting Jesus discutiu inerrância como o primeiro motor em seus estudos. Mas quando um comentário superficial de um de seus professores conservadores em Princeton foi rabiscado em um trabalho de conclusão, ao efeito de que talvez a Bíblia não fosse inerrante, a fé de Ehrman começou a desmoronar. Um dominó se chocou com outro até que finalmente ele se tornou ‘um agnóstico bem feliz’. Eu posso estar errado sobre a própria jornada espiritual de Ehrman, mas eu tenho conhecido também muitos estudantes que foram para aquela direção. A ironia é que aqueles que concentram suas investigações críticas do texto da Bíblia com pressuposições bibliológicas sempre falam de uma ‘corda escorregadia’ na qual todas as convicções teológicas estão amarradas à inerrância. Sua visão é que se a inerrância vai, tudo mais começa a se desgastar. Eu diria ao contrário que se inerrância é elevada ao status de doutrina primária, é quando alguém se encontra em uma corda escorregadia. Mas se um estudante vê doutrinas como círculos concêntricos, com as doutrinas cardeais ocupando o centro, então se as doutrinas mais periféricas são desafiadas, isto não tem um impacto significante no centro. Em outras palavras, a comunidade evangélica continuará a produzir estudiosos liberais até nós aprendermos a definir nossos compromissos de fé um pouco mais, até aprendermos a ver Cristo como o centro de nossas vidas e as Escrituras como aquilo que aponta para ele. Se nosso ponto de partida é abraçar verdades proposicionais sobre a natureza da escritura ao invés de pessoalmente abraçar Jesus Cristo como nosso Senhor e Rei, nós estaremos naquela corda escorregadia, e levaremos várias pessoas para baixo conosco.

Eu me aflijo pelo o que aconteceu a um conhecido meu, um homem que conheci e admirei – e continuo a admirar – por mais de um quarto de século. Não me dá alegria de elaborar esta revisão. Mas de onde estou sentado, parece que a mentalidade preto e branco de Bart como um fundamentalista foi dificilmente afetada já que ele trabalhou arduamente através dos anos e provas da vida e estudo, mesmo quando ele surgiu no outro lado do espectro teológico. Ele ainda vê as coisas sem suficiente detalhamento, ele superestima seu caso, e eles está entrincheirado na segurança que sua própria visão está correta. Bart Ehrman é um dos mais brilhantes e criativos críticos textuais que eu jamais conheci, e ainda suas bases são tão fortes que, algumas vezes, ele nem mesmo pode confirmá-las.75 Justamente meses antes de Misquoting Jesus aparecer, a quarta edição do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de Metzger foi publicado. As primeiras três edições foram escritas somente por Metzger e tinham o título de O Texto do Novo Testamento: Sua Transmissão, Corrupção e Restauração. A quarta edição, agora em co-autoria com Ehrman, faz tal título parecer quase falso. O leitor de Misquoting Jesus pode ser tentado a pensar que o subtítulo da quarta edição de Metzger deveria ter sido chamada simplesmente Sua Transmissão e Corrupção.76


1 Agradecimentos são dados a Darrell L. Bock, Buist M. Fanning, Michael W. Holmes, W. Hall Harris, e William F. Warren por verificar um esboço preliminar deste artigo e oferecer sua opinião.

2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2005.

3 Neely Tucker, “The Book of Bart: In the Bestseller ‘Misquoting Jesus,’ Agnostic Author Bart Ehrman Picks Apart the Gospels That Made a Disbeliever Out of Him,”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06. Acessado em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3/04/AR2006030401369.html.

4 Tucker, “The Book of Bart.”

5 Misquoting, 15.

6 Veja especialmente 59-60.

7 Bruce M. Metzger e Bart D. Ehrma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Oxford: OUP, 2005).

8 Metzger-Ehrman, Text, 158 (italics added). Isto aparece em direta contradição com a declaração de Ehrman em sua conclusão (207), citado acima.

9 Citação de Ehrman, Misquoting, 112.

10 Ibid., 114.

11 Veja Misquoting, 1-15, onde Ehrman relata sua própria jornada espiritual.

12 No capítulo 5, “Originais que Importam”, Ehrman discute o método da crítica textual. Aqui ele devota cerca de três páginas à evidência externa (128-31), mas não menciona nenhum manuscrito individual.

13 Misquoting, 90. Esta é uma de suas declarações favoritas, pois ela aparece em suas entrevistas, tanto impressa e na rádio.

14 Misquoting, 89.

15 Para uma discussão da natureza das variantes textuais, veja J. Ed Komoszewski, M. James Sawyer, Daniel B. Wallace, Reinventing Jesus: What The Da Vinci Code and Other Novel Speculations Don’t Tell You (Grand Rapids: Kregel, May 2006). O livro é lançado em Junho de 2006. A seção que enderaça a crítica textual, compreendida de cinco capítulos, é chamada “Politically Corrupt? The Tainting of Ancient New Testament Texts.”

16 “Quando eu falo de centena e milhares de diferenças, é verdade que um monte são insignificantes. Mas também é verdade que um monte são altamente significantes para interpretar a Bíblia” (Ehrman em uma entrevista com Jeri Krentz, Charlotte Observer, 17 de Dezembro de 2005 [acessado em http://www.charlotte.com/mld/observer/living/religion/13428511.htm]). Na mesma entrevista, quando perguntado, “Se nós não temos os textos originais do Novo Testamento – ou mesmo cópias das cópias do original – o que temos?” Ehrman respondeu, “Nós temos cópias que foram feitas centenas de anos depois – em muitos casos, muitas centenas de anos depois. E estas cópias são todas diferentes umas das outras.” No The Diane Rehm Show (National Public Radio), 8 de Dezembro de 2005, Ehrman disse, “Há mais diferenças em nossos manuscritos que há de palavras no Novo Testamento.”

17 Note o seguinte: “nossos manuscritos são…cheios de erros” (57); “Não somente não temos os originais, não temos as primeiras cópias dos originais. Não temos nem mesmo as cópias das cópias dos originais, ou cópias das cópias das cópias dos originais. O que nós temos são cópias feitas depois – muito depois… E estas cópias todas diferem uma da outra, em muitos milhares de lugares… estas cópias diferem umas das outras em tantos lugares que nós sequer sabemos quantas diferenças existem” (10); “Erros se multiplicam e se repetem; algumas vezes eles são corrigidos e algumas vezes eles são combinados. E assim vai. Por séculos” (57); “Nós poderíamos continuar praticamente para sempre falando sobre específicos lugares onde os textos do Novo Testamento vieram a ser mudados, tanto acidentalmente quanto intencionalmente. Como eu tenho indicado, os exemplos não são somente em centenas mas em milhares” (98); ao discutir o aparato textual de John Mill de 1707, Ehrman declara, “Para o choque e desânimo de muitos de seus leitores, o aparato de Mill isolou alguns trinta mil lugares de variação entre as testemunhas sobreviventes… Mill não foi exaustivo em sua apresentação da informação que ele coletou. Ele encontrou, de fato, muito mais que trinta mil lugares de variação” (84); “Estudiosos variam significantemente em suas estimativas – alguns dizem que há 200,000 variantes conhecidas, alguns dizem 300,000, alguns dizem 400,000 ou mais! Nós não sabemos com certeza porque, apesar do impressionante desenvolvimento na tecnologia de computadores, ninguém foi capaz de contar todos eles” (89); ele conclui sua discussão de Marcos 16:9-20 e João 7:53-8:11, os dois problemas textuais mais longos do Novo Textamento, dizendo que estes dois textos “representam apenas dois de milhares de lugares nos quais os manuscritos do Novo Testamento chegaram a ser mudados pelos escribas” (68). Para dizer que estes dois problemas textuais são representantes de outros problemas textuais é uma sobrevalorização grosseira: o próximo mais largo e viável problema de omissão/adição envolvem apenas dois versos. Ehrman adiciona que “Apesar da maioria das mudanças não serem desta magnitude, há várias mudanças significantes (e muito mais de insignificantes)…” (69). Mesmo isto é um pouco enganoso. Por “maioria das mudanças” Ehrman quer dizer todas as outras mudanças.

18 Por exemplo, ele abre o capítulo 7 com estas palavras: “É provavelmente seguro dizer que a cópia de primeiros textos cristãos era grande processo ‘conservativo’. Os escribas… tinham a intenção de ‘conservar’ a tradição textual que eles estavam passando adiante. Sua preocupação final não era modificar a tradição, mas preservá-la para si mesmos e para aqueles que os seguiam. Muitos escribas, sem dúvida, tentaram fazer um trabalho fiel ao ter certeza que o texto que eles reproduziam era o mesmo que eles receberam” (177). “Seria um erro… assumir que as únicas mudanças sendo feitas eram por copistas com um risco pessoal no palavreamento do texto. De fato, a maioria das mudanças encontradas em nossos primeiros manuscritos cristãos não estão relacionados com nada de teologia ou ideologia. De longe as [sic] maiores mudanças são resultado de erros, pura e simplesmente – deslizes da pena, omissões acidentais, adições inadvertidas, palavras mal escritas, enganos de um tipo ou outro” (55). “Para ter certeza, de todos as centenas de milhares de mudanças encontradas entre os manuscritos, a maioria deles são insignificantes…” (207). Tais concessões parecem ter sido espremidos dele, pois estes fatos são contrários a sua agenda. Nesta instância, ele imediatamente adiciona que “Seria errado, contudo, dizer – como as pessoas normalmente fazem – que as mudanças em nosso texto não possuem real relação com o que o texto significa ou com as conclusões teológicas que alguém retira deles” (207-8). E ele prefaceia sua concessão com a declaração negritada que “Quando mais eu estudei a tradição de manuscritos do Novo Testamento, mais eu me dei conta em exatamente quão radicalmente o texto tem sido alterado através dos anos pelas mãos dos escribas…” (207). Mas este é outro clamor sem definição suficiente. Sim, escribas tem alterado os textos, mas a vasta maioria das mudanças são insignificantes. E a vasta maioria do resto são facilmente detectadas. Alguém quase tem o sentimento que é o estudioso honesto em Ehrman que está adicionando estas concessões, e o teólogo liberal em Ehrman que mantém estas concessões minimizadas.

19 Esta ilustração é tomada de Daniel B. Wallace, “Laying a Foundation: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in Interpreting the New Testament Text: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xegesis (a Festschrift for Harold W. Hoehner), ed. Darrell L. Bock e Buist M. Fanning (Wheaton, IL: Crossway, [forthcoming: 2006]).

Um item a mais poderia ser mencionado sobre as lacunas de Ehrman dos manuscritos. Ehrman parece estar gradualmente movendo para uma visão de prioridade interna. Ele argumenta por várias leituras que estão penduradas em evidências externas por uma linha desprotegida. Isto parece estranho porque meses antes de Misquoting Jesus aparecer, a quarta edição do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de Bruce Metzger foi publicado, desta vez em co-autoria com Bart Ehrman. Ainda naquele livro, ambos autores falam mais grandemente da evidência externa do que Ehrman faz em Misquoting Jesus.

20 Misquoting, 7.

21 Ibid., 9. Para um tratamento do problema em Marcos 2.26, veja Daniel B. Wallace, “Mark 2.26 and the Problem of Abiathar,” ETS SW regional meeting, 13 de Março de 2004, disponível em http://www.bible.org/page.asp?page_id=3839.

22 Ibid.

23 Ibid., 11.

24 Ibid., 13 (italics added).

25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Oxford: OUP, 1993).

26 Ibid., 208.

27 281, n. 5 (to ch. 8), “O que temos agora é o que eles escreveram então?” em Reinventing Jesus é aqui duplicado: “Há dois lugares no Novo Testamento onde conjecturas são talvez necessárias. Em Atos 16:12 o texto crítico grego padrão dá uma leitura que não é encontrada em qualquer manuscrito grego. Mas mesmo aqui, alguns membros do comitê da UBS rejeitam a conjectura, argumentando que certos manuscritos possuem a leitura original. A diferença entre os dois entre as duas leituras é somente uma letra. (Veja discussão em Bruce M. Metzger,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2d ed.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94], 393–95; Nota da NET Bible “tc” sobre Atos 16:12.) Também em Apocalipse 21:17 o texto grego padrão segue uma conjectura que Westcott e Hort originalmente estabeleceram, apesar do problema textual não ser listado nem no texto da UBS ou no texto Nestle-Aland. Esta conjectura é uma mera variante de pronúncia que não muda nenhum significado no texto.”

28 Para uma discussão deste ponto, veja Daniel B. Wallace, “Inerrancy and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Assessing the Logic of the Agnostic View,” postado em Janeiro de 2006 em http://www.4truth.net/site/apps/nl/content3.asp?c=hiKXLbPNLrF&b=784441&ct=1799301.

29 Misquoting, 208.

30 Veja Hermann L. Strack, Introduction to the Talmud and Midrash (Atheneum, NY: Temple, 1978) 94, 96 para este princípio hermenêutico conhecido por Kal Wa-homer.

31 Uma discussão acessível do problema textual nestas três passagens pode ser encontrado nas notas de rodapé na Bíblia NET nestes textos.

32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ition DeLuxe, seis volumes (Philadelphia: John D. Morris, [1900]) 3.703–5.

33 James Bentley, Secrets of Mount Sinai: The Story of the Codex Sinaiticus (London: Orbis, 1985) 29.

34 Veja Bart D. Ehrman, “Jesus and the Adulteress,” NTS 34 (1988) 24-44.

35 Por causa desta necessidade, Reinventing Jesus foi escrito. Apesar de escrito em um nível popular, é baseado em estudos sérios.

36 Ehrman diz que a leitura “ocorre em somente dois documentos do décimo século” (Misquoting Jesus, 145), pelo que ele se refere a somente dois documentos gregos, 0243 (0121b) e 1739txt. Estes manuscritos são próximos e provavelmente representam um arquétipo comum. Também é encontrado em 424cvid (assim, aparentemente uma correção tardia em um minúsculo do décimo primeiro século) assim como o vgms syrpmss Orígenesgr (vr), lat MSSaccording to Origen Teodoro Nestoriano according to Ps-Oecumenius Teodoreto 1/2; lem Ambrósio MSSaccording to Jerome Vigílio Fulgêncio. Ehrman nota algumas das evidências patrísticas, sublinhando um importante argumento, a saber, “Orígenes nos diz que esta era a leitura da maioria dos manuscritos em seus próprios dias” (ibid.).

37 Isto, contudo, não é necessariamente o caso. Um argumento poderia ser feito que χάριτι θεοῦ é a leitura mais difícil, desde que o clamor de abandono da cruz, em que Jesus citou Salmos 22:1, pode ser refletido na leitura χωρὶς θεοῦ, enquanto que morrendo “pela graça de Deus” não é tão claro.

38 Assim Metzger, Textual Commentary2, 595. Em escrita uncial: caritiqu vs. cwrisqu.

39 Ibid. Para argumentos similares, veja F. F. Bruce,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rev ed,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70–71, n. 15. O ponto da interpretação marginal é que em Hebreus 2:8 o autor cita Salmos 8:6, adicionando que “ao sujeitar todas as coisas a ele, ele não deixou nada fora de seu controle”. Em 1 Coríntios 15:27, que também cita Salmos 8:6, Paulo adiciona o qualificador que Deus foi excluído de ‘todas as coisas’ que foram sujeitas a Cristo. Metzger argumenta que a interpretação foi mais provavelmente adicionada por um escriba “para explicar que ‘tudo no versículo 8 não inclui Deus; esta interpretação, sendo erroneamente considerada por um transcritor posterior como uma correção de χάριτι θεοῦ, foi introduzido no texto da versículo 9” (Textual Commentary, 595). Para melhores tratamentos deste problema na literatura exegética, veja Hans-Friedrich Weiss, Der Brief an die Hebräer in MeyerK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91) 200–2; Bruce, Hebrews, 70–71.

Ehrman diz que isto é bem improvável por causa da localização da leitura χωρίς no versículo 9 ao invés de uma nota adicional no versículo 8 onde ele pertence. Mas o fato de que tal explicação pressupõe um simples ancestral errante para as poucas testemunhas que o possuem é dificilmente algo forçado. Coisas mais estranhas tem acontecido entre os manuscritos. Ehrman adiciona que χωρίς é o termo menos usual no Novo Testamento, e assim os escribas tenderiam para o mais usual, χάριτι. Mas em Hebreus χωρίς é quase duas vezes mais frequente que χάρις, como Ehrman nota (Orthodox Corruption), 148. Além disto, apesar de que é certamente verdadeiro que os escribas “tipicamente confundem palavras incomuns com as mais comuns” (ibid., 147), não há absolutamente nada incomum com χωρίς. Ela ocorre 41 vezes no Novo Testamento, treze das quais estão em Hebreus. Isto nos traz de volta para o cânon da leitura difícil. Ehrman argumenta que χωρίς é de fato a leitura mais difícil aqui, mas em Metzger-Ehrman, Text, ele (e Metzger) diz, “Obviamente, a categoria ‘leitura mais difícil’ é relativa, e um ponto é algumas vezes alcançado quando uma leitura deve ser julgada tão difícil que ela poderia ter aparecido somente por um acidente em transcrição” (303). Muitos estudiosos, incluindo Metzger, diriam que aquele ponto foi alcançado em Hebreus 2:9.

40 Orthodox Corruption, 149 (italics added).

41 Por isto, não quero apenas dizer sobre sua adoção de χωρὶς θεοῦ aqui. (Apesar de tudo, Günther Zuntz, altamente considerado como um brilhante e sensato eclético, também considerou χωρὶς θεοῦ como autêntico [The Text of the Epistles: A Disquisition upon the Corpus Paulinum [Schweich Lectures, 1946; London: OUP, 1953) 34–35].) Pelo contrário, eu estou me referindo à agenda geral de Ehrman de explorar o aparato para corrupções ortodoxas, a despeito das evidências por leituras alternativas. Com esta agenda, Ehrman parece estar direcionado a argumentar por certas leituras que possuem pouco suporte externo.

42 O prefácio para esta edição foi escrito em 30 de Setembro de 1993. Metzger é reconhecido em Orthodox Corruption como tendo ‘lido parte do manuscrito’ (vii), um livro completado em Fevereiro de 1993 (ibid., viii). Se Metzger leu a seção sobre Hebreus 2:9, ele ainda discordou enormemente de Ehrman. Alternativamente ele não foi apresentado a esta porção do manuscrito. Se o último, alguém deve pensar porque Ehrman não desejaria ter a opinião de Metzger já que ele já sabia, da primeira edição de Textual Commentary, que Metzger não vê a leitura cwrivV como possível (ali é dado uma classificação ‘B’).

43 Misquoting, 132 (itálicos adicionados).

44 Orthodox Corruption, 148.

45 Ibid., 149.

46 Ibid.

47 Misquoting Jesus, 208.

48 Orthodox Corruption, 144 (itálicos adicionados).

49 O contexto de Hebreus 5, contudo, fala de Cristo como sumo-sacerdote; versículo 6 prepara o campo ao ligar o sacerdócio de Cristo com o de Melquisedeque; versículo 7 conecta suas orações com os “dias de sua carne”, não somente com sua paixão. Assim não é irracional ver suas orações como orações para seu povo. Tudo isto sugere que mais que a paixão está em vista em Hebreus 5:7. A única informação que poderia conectar as orações com a paixão é que aquela para quem Cristo orou era “capaz de salvá-lo da morte”. Mas se as orações estavam restritas à provação de Cristo na cruz, então a leitura χωρίς em Hebreus 2:9 parece ser refutada, pois em 5:7 o Senhor “foi ouvido [εἰσακουσθει…vς] por causa de sua devoção”. Como ele poderia ser ouvido se ele morreu apartado de Deus? Os pontos interpretativos em Hebreus 5:7 são de alguma forma complexos, não produzindo respostas fáceis. Veja William L. Lane, Hebrews 1–8, WBC (Dallas: Word, 1991) 119–20.

50 D ita d ff2 r1 Diatessaron.

51 Bart D. Ehrman, “A Lep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Jesus,” em New Testament Greek and Exegesis: Essays in Honor of Gerald F. Hawthorn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77–98.

52 Mark A. Proctor, “The ‘Western’ Text of Mark 1:41: A Case for the Angry Jesus” (Ph.D. diss., Baylor University, 1999). Mesmo apesar do artigo de Ehrman’s aparecer quatro anos depois da dissertação de Proctor, Ehrman não menciona o trabalho de Proctor.

53 Misquoting, 132 (italics added).

54 Ehrman, “A Lep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Jesus,” 95.

55 Ibid., 94. See também 87: “Jesus fica nervoso em várias ocasiões no Evangelho de Marcos; o que é mais interessante notar é que cada relato envolte a habilidade de Jesus fazer milagres de cura.”

56 Há algumas ligações fracas neste argumento geral, no entanto. Primeiro, ele não faz o melhor caso que cada instancia onde Jesus está nervoso é um relato de cura. É o periscópio sobre Jesus tocando as criancinhas realmente uma história de cura (10.13-16)? Não é claro qual doença estas crianças estão sendo ‘curadas’. Sua sugestão que o por as mãos indica cura ou pelo menos a transmissão de poder divino aqui é falha (“A Lep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Jesus,” 88). Além disto, ele prova demais, pois 10:16 diz que Jesus “tomou as crianças em seus braços e colocou suas mãos neles e os abençoou.” Não ver um compassivo e gentil Jesus em tal texto é quase incompreensível. Assim, se esta é uma narrativa de cura, ela também implica na compaixão de Jesus no mesmo ato de cura – um motivo que Ehrman diz nunca acontecer em narrativas de cura em Marcos.

Segundo, ele clama que a cura da sogra de Pedro por Jesus em Marcos 1:30-31 não é um ato compassivo: “Mais de um observador de soslaio notou… que depois que ele o faz ela se levanta para os dar de comer” (ibid., 91, n. 16). Mas certamente a declaração de Ehrman – repetido em Misquoting Jesus (138) – é simplesmente um comentário politicamente correto que quer sugerir que por Jesus restaurar a mulher para um papel servil não pode ser por causa de sua compaixão. Não é o ponto ao invés disto que a mulher estava tão completamente curada, sua força completamente restabelecida, até mesmo ao ponto de que ele poderia retornar à seus afazeres habituais e Jesus e seus discípulos? Como tal, parece funcionar igualmente ao levantar da filha do chefe da sinagoga, pois assim que sua vida foi restaurada Marcos nos diz que “a garota se levantou de uma vez e começou a andar por toda parte” (Marcos 5:42).

Terceiro, em mais de uma narrativa de cura nos Evangelhos sinóticos – incluindo a cura da sogra de Pedro – nós vemos fortes indícios de compaixão da parte de Jesus quando ele pega a mão da pessoa. Em Mateus 9:25; Marcos 1:31; 5:41; 9:27; e Lucas 8:54 a expressão a cada hora é κρατήσας/ἐκράτησεν τῆς χειρός. kratevw com um objeto direto genitivo, ao invés de um objeto direto acusativo, é usado nestes textos. Nos evangelhos quando este verbo toma um objeto direto acusativo, tem a força de apanhar, agarrar-se a, segurar firmemente (cf. Mateus 14:3; 21:46; 22:6; 26:57; 28:9; Marcos 6:17; 7:3,4,8; mas quando ele toma um objeto direto genitivo, ele implica em um toque gentil mais do que um firme aperto, e é usado somente em contextos de cura (note a tradução na NET de κρατήσας/ἐκράτησεν τῆς χειρός em Mateus 9:25; Marcos 1:31; 5:41; 9:27; e Lucas 8:54). O que deve ser notado nestes textos não é somente que não há diferença entre Marcos de um lado e Mateus e Lucas do outro, mas que Marcos de fato tem mais instâncias desta expressão que Mateus e Lucas combinados. Como este ‘gentil tomar das mãos dele/dela’ não falam de compaixão?

Quarto, não ver a compaixão de Jesus em textos que não usam σπλαγχνίζομαι ou parecido, como Ehrman está acostumado a fazer, beira a falácia da equação léxico-conceitual onde um conceito não pode ser visto em um dado texto a menos que a palavra para tal conceito esteja ali. Para dar um simples exemplo, considere a palavra para ‘comunhão’ no Novo Testamento grego, κοινωνία. A palavra ocorre menos que vinte vezes, mas ninguém clama que o conceito de comunhão ocorre com tão baixa frequência. Ehrman, é claro, sabe disto e tenta argumentar que tanto as palavras para compaixão e o conceito não podem ser vistos nas histórias de cura de Marcos. Mas ele deixa a impressão que desde que ele estabeleceu este ponto lexicamente por rejeitar σπλαγχνισθείς em Marcos 1:41, o conceito seria fácil de dispensar juntamente.

Quinto, a recusa de Ehrman de todas as interpretações alternativas a seu entendimento de porque e com quem Jesus estava nervoso em Marcos 1:41 é muito arrogante. Sua certeza que “mesmo os comentadores que se deram conta que o texto originalmente indicava que Jesus se tornou bravo estão embaraçados pela idéia e tentam explicá-la, de forma que o texto não mais significa o que ele diz” (“A Lep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Jesus,” 86) implica que sua interpretação certamente deve ser correta. (Apesar de Ehrman fazer um trabalho rápido com várias visões, ele não interage bem com a visão de Proctor, aparentemente porque ele não estava ciente da dissertação de Proctor quando ele escreveu sua parte para a Festschrift de Hawthorne. Proctor essencialmente argumenta que a cura do leproso é uma cura dupla, que também implicitamente envolve um exorcismo [“A Case for the Angry Jesus,” 312-16]. Proctor resume seu argumento como segue: “Dado (1) visões populares do primeiro século a respeito da ligação entre demônios e doenças, (2) a linguagem de exorcismo do versículo 43, (3) o comportamento de demônios e aqueles associados com eles em outros locais no Evangelho, e (4) o tratamento de Lucas de Marcos 1:29-31, isto parece ser uma suposição relativamente segura mesmo que Marcos [sic] não descreve explicitamente o homem como demoníaco” [325-26, n. 6].) Não somente Ehrman acusa os exegetas de não entender ὀργισθείς de Marcos, ele também diz que Mateus e Lucas não entendem: “Qualquer um não intimamente familiar com o Evangelho de Marcos em seus próprios termos… pode não entender porque Jesus ficou nervoso. Mateus certamente não, nem Lucas” (ibid., 98). Não é talvez um pouco frágil clamar que a razão que Mateus e Lucas deixaram ojrgisqeivV era porque eles desconheciam os propósitos de Marcos? Afinal de contas, eles não eram também ‘intimamente familiares com o Evangelho de Marcos’? Não há outras razões plausíveis para sua omissão?

Juntamente com estas linhas, deve ser notado que nem todas as interpretações são criadas iguais, mas a ironia aqui é que Ehrman parece querer ter seu bolo e comê-lo também. No capítulo final de Misquoting Jesus ele diz “significado não é inerente e textos não falam por si mesmos. Se textos pudessem falar por si mesmos, então todo mundo honestamente e abertamente lendo um texto concordaria com o que o texto diz” (216). Ele adiciona, “O único meio para obter um sentido de um texto é lê-lo, e o único meio de lê-lo é por em outras palavras, e o único meio de colocá-lo em outras palavras é tendo outras palavras para colocar, e o único meio de você ter outras palavras para colocar é ter uma vida, e o único meio de ter uma vida é sendo preenchido por desejos, ânsias, necessidades, carências, crenças, perspectivas, cosmovisões, opiniões, gostos, desgostos – e todas as outras coisas que fazem dos seres humanos, humanos. E então para ler um texto, é necessariamente mudar um texto” (217). Eu posso estar compreendendo ele errado aqui, mas isto soa como se Ehrman não pode clamar que sua própria interpretação é superior a outras já que todas as interpretações mudam um texto, e se cada interpretação muda o texto, então como uma interpretação de um texto é mais válida que outras interpretações? Se eu tiver entendido errado seu significado, meu ponto básico ainda se mantém: sua rejeição de outras interpretações é muito arrogante.

57 Veja a discussão na nota da Bíblia NET sobre este versículo.

58 Orthodox Corruption, 92: “não somente é a frase οὐδὲ ὁ υἱός encontrada em nossos mais antigos e melhores manuscritos de Mateus, é também necessário em bases internas.”

59 Misquoting Jesus, 208 (quoted earlier).

60 Ibid., 95: “Escribas acham esta passagem difícil: o Filho de Deus, o próprio Jesus, não sabe quando o fim virá? Como pode isto ser? Ele não é onisciente? Para resolver o problema, alguns escribas simplesmente modificaram o texto por tirar as palavras ‘nem mesmo o Filho’. Agora os anjos podem não saber, mas o Filho de Deus sabe.”

61 Codex X, um manuscrito da Vulgata, e algumas outras testemunhas sem nome (de acordo com o aparato de Nestle-Aland27) renunciam a frase aqui.

62 Misquoting Jesus, 95, 110, 204, 209, 223 n. 19, 224 n. 16.

63 Misquoting, 162.

64 Ehrman, Orthodox Corruption, 81.

65 Outra crítica é que Ehrman declarou muito rapidamente que μονογενής não pode ter a força implícita de “único filho” como em “o único Filho, que é Deus” (ibid., 80-81):

A dificuldade com esta visão e que não há nada sobre a palavra μονογενής de si própria que sugere isto. Fora do Novo Testamento o termo simplesmente significa “um de um tipo” ou “único”, e o faz com referência a qualquer ordem de objetos animados ou inanimados. Por este motivo, recurso deve ser feito para seu uso no Novo Testamento. Aqui os proponentes da visão argumentam que in situ a palavra implica “filiação”, pois ela sempre ocorre (no Novo Testamento) ou em explícita conjunção com υἱός ou em um contexto onde um υἱός é chamado e então descrito como μονογενής (Lucas 9:38, João 1:14, Hebres 11:17). Contudo, tão sugestivo quanto o argumento pode parecer, ela contém a semente de sua própria refutação: se entende-se que a palavra μονογενής significa “um único filho”, alguém poderia pensar porque ela é tipicamente colocada em atribuição a υἱός, uma atribuição que então cria um tipo de redundância incomum (“o único-filho filho”). Dado o fato que nem a etimologia da palavra nem seu uso geral sugere tal significado, esta solução parece envolver um caso de súplica especial.

O problema com esta declaração é tríplice: (1) Se nos três textos listados acima μονογενής, de fato, tem tanto uma força substantiva e envolve a implicação de filiação, então argumentar que isto pode ser o caso em João 1:18 não é uma instância de súplica especial porque já há testemunho claro desta força no Novo Testamento. (2) O argumento de Ehrman reside em sair do grego bíblico para o significado normativo de um termo que parecia ter nuances especiais dentro da Bíblia. Mas desde o Novo Testamento (Hebreus 11:17) – assim como no grego patrístico (veja n. 62) e a LXX (cf. Juízes 11:34 onde o adjetivo é usado antes do nome que fala da filha de Jeftá; Tobias 3:15 é igual; cf. também Tobias 8:17) – μονογενής frequentemente tem o sentido tanto de ‘filho’ (ou criança) e é usado absolutamente (por exemplo, substantivamente), argumentar por uma força secular na Bíblia parece uma súplica especial. (3) Argumentar que uma força léxica implícita se torna “um tipo incomum de redundância” quando a implicação é apresentada explicitamente no texto requer muito mais detalhamento antes que possa ser aplicado como algum tipo de princípio normativo: de cara, e em aplicação ao caso em questão, me vem como quase uma inverdade precipitada. Na gramática e lexema, o Novo Testamento é cheio de exemplos nos quais o fluxo e refluxo do significado implícito e explícito se misturam um com o outro. Para tomar um exemplo do lado gramatical: εἰσέρχομαι εἰς é uma expressão geralmente helenística na qual a grande redundância (ao dobrar a preposição) faz compreender o ponto. É encontrado mais de 80 vezes no Novo Testamento, e ainda não quer dizer “vir-para-dentro dentro”! Ainda, ela significa a mesma coisa que ἔρχομαι εἰς, uma frase que ocorre mais de 70 vezes no Novo Testamento. Exemplos em inglês também vem prontamente à mente: Na linguagem coloquial, sempre escutamos “foot pedal” (existe algum outro tipo de pedal que não seja de pé?).

66 Adicionado aos meus exemplos são aqueles que um estudante de doutorado no Dallas Seminary, Stratton Ladewig, selecionou de vários lugares no Novo Testamento: Lucas 14:13; 18:11; Atos 2:5. Da mesma forma, ele encontrou vários paralelos inexatos. Veja sua tese Th.M., “An Examination of the Orthodoxy of the Variants in Light of Bart Ehrman’s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Dallas Seminary, 2000.

67 Uma rápida olhada no Patristic Greek Lexicon de Lampe também revela que a função substantiva deste adjetivo era corriqueiro: 881, def. 7, o termo é usado absolutamente em uma hoste de escritores patrísticos.

68 Ehrman não é completamente claro em seu argumento que monogenh;V qeov" era uma leitura anti-adocionista. Se sua construção do significado do texto é correta, ela parece mais modalista que ortodoxa. Ainda, já que seu embasamento é solidamente Alexandrino, ele pareceria voltar para um arquétipo que possui uma data anterior à heresia Sabeliana. Em outras palavras, as motivações para a leitura, assumindo a interpretação de Ehrman, são no mínimo confusas.

69 Para o caso que o Novo Testamento fala claramente da deidade de Cristo, veja Komoszewski, Sawyer, e Wallace, Reinventing Jesus.

70 Gordon D. Fee, revisão de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in Critical Review of Books in Religion 8 (1995) 204.

71 Veja J. K. Elliott, revisão de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por Bart D. Ehrman, em NovT 36.4 (1994): 405–06; Michael W. Holmes, revisão de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por Bart D. Ehrman, em RelSRev 20.3 (1994): 237; Gordon D. Fee, revisão de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por Bart D. Ehrman, em CRBR 8 (1995): 203–06; Bruce M. Metzger, revisão de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por Bart D. Ehrman, em PSB 15.2 (1994): 210–12; David C. Parker, revisão de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por Bart D. Ehrman, em JTS 45.2 (1994): 704–08; J. N. Birdsall, Revisão de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por Bart D. Ehrman, em Theology 97.780 (1994): 460-62; Ivo Tamm, Theologisch-christologische Varianten in der frühen Überlieferung des Neuen Testaments? (Magisterschrift, 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n.d.); Stratton Ladewig, “An Examination of the Orthodoxy of the Variants in Light of Bart Ehrman’s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ese Th.M., Dallas Seminary, 2000).

72 Misquoting Jesus, 114 (itálicos adicionados).

73 Veja por exemplo, D. A. Carson, King James Version Debate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64).

74 Apesar do Misquoting Jesus de Ehrman ser bem a primeira introdução ao público leigo da crítica textual do Novo Testamento, na primavera de 2006 um segundo livro que lida com estes assuntos (e alguns outros) foi lançado. Veja Komoszewski, Sawyer, e Wallace, Reinventing Jesus, para um tratamento mais balanceado da informação.

75 Sou lembrado do insight de Martin Hengel sobre os perigos paralelos de “ um não crítico e estéril fundamentalismo apologético” e “da não menos estéril ‘ignorância crítica’” do liberalismo radical. No fundo, as abordagens são as mesmas; a única diferença são as pressuposições (Martin Hengel, Studies in Early Christolog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5], 57–58). Não estou dizendo que Ehrman está ali, mas ele não mais parece ser o verdadeiro liberal que uma vez ele aspirou ser.

76 Deve ser notado que Misquoting Jesus é dedicado a Bruce Metzger, a quem Ehrman descreve como “o maior expert no campo [da crítica textual do Novo Testamento]” (Misquoting, 7). Mesmo assim Metzger não concordaria fundamentalmente com a tese de Ehrman neste liv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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